刘化龙丨视觉档案中的历史：河南早期影像寻迹

[摘要]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得中原者得天下”不仅是一句古老的政治格言，更是对中国地缘政治结构的深刻总结。河南作为“中原”的核心腹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作为华夏文明摇篮的历史地位，始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心。晚清民国时期的河南,不再仅仅是农业种植与南北交流的重要地区，更是随着近代交通技术的引入、清军的崛起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转变为近代中国的战争要塞与国家动荡的承受者。当我们再度审度西洋摄影术的传入后所留下的影像遗珍，能够逐渐从历史影像中领悟到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地区，经历从传统封建农耕秩序的土崩瓦解到近代文明的更迭发展过程。而这一切的历史变迁，完整留存在一幅幅照片之中，成为图说历史的重要视觉档案。

[关键词] 历史影像；晚清；京汉铁路；黄河；中原文明

 《河南早期影像图录》，罗勇、孙文恒/ 主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2025 年9 月

2026年的新年伊始，有幸拜读了河南摄影师罗勇先生整理出版的《河南早期影像图录》，非常欣喜。对于这本书早在3年前我们就有过较为深入的讨论，相关内容也有一定的了解，此次收到出版后的书籍，更是充满了期待。罗勇先生为此书籍策划近10余年，融入了他40余年的摄影情结，尤其是在他近20年的摄影组织工作中，受到国内多个知名博物馆、影像研究者的影响，而特有的对地域影像更为深刻的理解。依托目前国内知名藏家手中所藏河南早期影像进行研究，汇聚了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在河南的影像遗存，整理出包括慈禧回銮、京汉铁路建设、焦作煤矿、龙门石窟等六大主题影像合集。书中所展现的近代河南地区的政治生活、社会人文、改革与建设和文化遗产，让我产生了以时间为线索来梳理河南地区近百年的历史进程，探究更为深层次的人文传承与社会变革的想法，希望以河南之域的历史发展变迁，描摹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象，以及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激烈交锋，还可以结合西方摄影者在河南地区的影像留存，更为直观地观察晚清民国时期中原大地上的人文风貌与社会变迁，感受那些来自西方，扎根在河南的摄影者充满人文与历史的厚重内心。

黄河改道与基层社会的重构

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结束了长达700年的夺淮入海历史。这次改道虽然主要灾区波及山东，但对豫东地区的生态与社会结构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洪水导致大片良田沙化，灌溉系统瘫痪，原本脆弱的农业经济遭受重创，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饥荒与贫困的驱动下，豫南与皖北交界地区的“捻党”势力迅速壮大。1851年，捻军在河南南阳、南召、唐县等地聚众起事，他们以“旗”为单位，各旗之间既有合作又保持相对独立，首领多由宗族长或地方豪强担任。面对捻军飘忽不定的骑兵战术，清政府意识到单纯的军事围剿难以奏效。咸丰、同治年间，河南出现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筑寨运动。在曾国藩、李鸿章的主持下，河南全境推行了“坚壁清野”战略，圩寨将分散的农户集中到堡垒内部，并将粮食、牲畜全部移入寨中。当捻军骑兵来袭时，面对的是一座座深沟高垒的空城，既无法攻破，也无法获得补给。然而在当时的生产力与经济关系下，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够修筑“圩寨”。据光绪《鹿邑县志》记载，全县较大村庄3216个，而圩寨达204个；民国《许昌县志》记载全县有圩寨140个。这些数据表明，并非所有村庄都能筑寨，通常是数个村庄联合修筑一个中心圩寨，这种“联村筑寨”大大改变了乡村的聚落形态。也因为修筑圩寨过程中，需要巨额的资金和人力，清政府统治以来地方士绅来帮助筹办，地方士绅通过经办团练、修筑圩寨，掌握了基层的军事指挥权和财政征收权。

此时的欧洲，摄影术初见发展，随着1851年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斯科特·阿彻（Frederick Scott Archer）发明了湿版火棉胶摄影法，相较于达盖尔摄影法的曝光时间有了大幅的缩短，极大推动了摄影术的普及。目前已知最早拍摄中国影像的西方人之一，是法国海关检察官兼业余达盖尔银版摄影师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他在1844年抵达中国，并拍摄了40余幅达盖尔银版照片。这些照片绝大多数被法国摄影博物馆收藏，少数流入私人收藏。收藏家吉尔伯特·吉蒙（Gilbert Gimon）于20世纪70年代在摄影师位于法国南部维拉斯的故居中发现了部分达盖尔银版照片，并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文章阐述了他对于勒·埃及尔的研究成果。

早期西方镜头下的河南，在让·沙多（Jean Jadot）的铁路工程相册中、在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与喜龙仁（Osvald Sirén）的石窟造像记录里、在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与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的传教士人类学摄影纸上，构成了一部破碎而深刻的河南近代视觉史。

1885年，清廷御旨绘制《平定捻乱战图》，以纪念清军此前三大平乱之功：太平军、捻军及回教徒叛乱。本图源于一组十八幅之其一，编制恢宏，细致入微，得以彪炳大清平定捻乱。

但19世纪中期的中国，正处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的阶段，摄影术传入后仍活跃于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摄影者大多经营着商业照相馆，他们注重商业图像的拍摄，鲜有深入中国中原腹地而拍摄人文的记录。但彼时，中国传统的宫廷军事绘画中，有对河南圩寨最详尽的视觉证据。这其中有一幅长达309.9厘米、高137.1厘米的画卷《平舆解围战》，属于一套共十八幅描绘清军镇压捻军起义纪功图的第七幅。画作聚焦于河南西部重镇平舆的攻防战。捻军在当地首领陈大喜的率领下占据了这座圩寨，而清军正规军及地方团练试图将其夺回，画面中被围墙和护城河环绕的堡垒便是对河南圩寨最为深入的刻画。

钢铁长龙见证晚清历史与民族救亡

在漫长的中华农耕文明史中，河南作为中原地区的核心，依托黄河、淮河、汉水及其支流所编织的内河航运网络，以及明清官道驿站体系之上的地缘优势，数千年来，舟楫之利与车马之便共同维系着这片土地的政治与经济。然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向东亚大陆腹地推进。伴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认为需要修建一条贯通南北、连接京师与腹地的“京汉铁路”，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然而此时的清王朝正沉浸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外交政策中，加之彼时国库空虚，根本无力承担如此浩大的工程费用。张之洞认为此时的英国、俄国对中国觊觎已久，恐不能借款。便寻找到了看似国小力弱、在华没有明显领土野心的比利时。但让大清帝国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西方列强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手段的殖民时期，法国与俄国、比利时结成同盟，以对抗英国、德国、日本的集团，抢夺对清朝的贷款权。在此过程中，法国与俄国、比利时的关系也非常特殊，法国除了承购俄国、比利时难以承担的贷款份额，也与俄国、比利时合作组成公司，进行银行贷款，从而形成掩盖在他国名义下的法国债权。在卢汉铁路的修建过程中，清朝与比利时在1898年签订了《卢汉铁路借款合同》与《卢汉铁路借款续增合同》，其中部分核心条款极具掠夺性：例如合同规定保定至汉口的全线工程，由比利时公司代雇总工程师监造。这就意味着铁路施工的所有工程与技术标准，人员的选用完全被外国人掌控。所需进口设备皆归比利时公司承办，不仅让比利时公司赚取了高昂的利润，也使得中国人错失了参与本土铁路建设的可能性。同时合同还约定，铁路建成后由比利时公司选派妥人，将该路代为调度经理，行车生利，这也就意味着清政府虽然名义上对卢汉铁路有着所有权，但在偿还债务的漫长时间里，铁路的经营权、人事权等均掌握在比利时公司手中，铁路运营的利润也将被优先偿还贷款。 这一系列不公平的条款，展现出清政府被外国人多方面侵略与欺辱的过程。在完成了一系列借款工作后，卢汉铁路于1898年开始修筑，当年年底比利时公司从南北两端开始勘测，以确定铁路的正式线路，直至1905年9月南北两端线路建成，在詹店车站附近接轨，11月25日，黄河铁路桥全部完工；次年4月1日，全线正式通车，并由最初的卢汉铁路更名为京汉铁路，干支线共计1311.4公里。1909年1月，在义和团运动和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收回铁路主权的压力下，清政府拨官款500万两白银和借英国汇丰、法国汇理两家银行款5万英镑，还清了京汉铁路借款，把铁路赎回，收回京汉铁路管理权。

为安装黄河大桥桥墩支撑结构进行开挖作业，1905年6月22日 佚名 摄　私人收藏

黄河大桥黄河北岸工地，1904年5月21日 佚名 摄　私人收藏

为了保证京汉铁路的最终全线贯通，需要让正在修建的铁路穿越黄河天堑。彼时正是19世纪末，工业建设处于萌芽阶段，在黄河这样河道宽阔、水流湍急、泥沙含量极其高且河床游移不定的河流上修建这样一条永久性的铁路桥梁，在当时看来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事件。甚至有西方工程师断言“黄河无桥”。此时负责修建京汉铁路的施工方比利时法比铁路公司聘请了工程师让·沙多（Jean Jadot）完成此次铁路桥的修建工作。让·沙多毕业于鲁汶大学，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工作几年后，于1894年出国到埃及，从事开罗电车的建设工作并最终升任埃及铁路公司董事。1898年他被委派到中国，作为京汉铁路的工程总监。在完成中国任务后，1906年他回到布鲁塞尔，被任命为比利时总公司工业部主管等职务，最终成为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比利时工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人物。因河水分南北槽，中间为一沙地，让·沙多为了克服黄河深厚且松软的淤泥层，故设计两侧各为25孔31.5米的下承式钣梁。团队放弃了传统的重型沉箱基础，转而采用了一种大胆创新的螺旋桩技术，通过巨大的扭力将钢管旋入河床深处完成桥墩的建筑工作。这座桥梁全长3010米，全部桥墩103台，各由8根管桩组成；在桁梁与钣梁之间为对渡墩，共两个，各由14根管桩组成，桥面为直线、平坡。建设所用的材料均来自比利时钢铁工厂，由数千名工人在寒冷的冰河与烈日下的洪峰中作业完成。1906年，黄河大桥主体工程完工，京汉铁路全面通车。北平到汉口的时间距离被缩短到2天，贯穿于清王朝的南北动脉被打通。

竣工典礼时的卢汉铁路黄河大桥，1905年 佚名 摄　私人收藏

卢汉铁路黄河大桥竣工典礼上维持秩序的新军，1905年 佚名 摄 私人收藏

在京汉铁路留存至今的影像中，让·沙多的个人摄影相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在沙多寄回欧洲的相册中，最震撼人心的视觉焦点无疑是全长超过三公里的黄河大桥的修筑过程。大量原版黑白照片特写了在黄河水面上架设的巨大蒸汽打桩机，相册清晰地记录了工程团队如何使用“螺旋打桩法”，将一根根粗大的螺旋空心钢管桩强行旋入深达数十米的流沙淤层中。这张照片现藏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家档案馆中。

卢汉铁路黄河大桥竣工典礼上乘坐试通车的清政府官员、比利时工 程师和各国使臣，车中左二为盛宣怀。 佚名 摄 私人收藏

关于京汉铁路的历史影像，还有一本极其罕见的官方纪念演示相册《中国铁路总公司承造中国铁路比公司京汉铁路1899－1905》（Compagnie Impériale des Chemins de Fer Chinois et Société d'Etude de Chemins de Fer en Chine. Ligne de Pékin-Hankow, Années 1899－1905）。相册为横向对开本，整体尺寸极大，约为375×531mm。封面采用明黄色的云纹波纹丝绸装裱，带有强烈的清朝皇家色彩。四角镶嵌有银质护角，正中央饰有白金属材质的纹章，均雕刻有皇家象征的龙纹图案。内含50张大尺寸的原版蛋白照片，单张照片的尺寸约为260×334mm，每张照片都配有详细的法文图注。这些珍贵影像全景式地记录了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的宏大工程与重要节点。

从汴京到郑州—中原社会经济格局之变

穿行在京汉铁路上的一列列蒸汽机车，满载着南北的货物，紧密着京城与地方的关系，也在无形之中改变着近代河南的城市格局与商业的地理版图。在此之前的千年历史中都在延续着南方以河流漕运，北方以陆地马队的方式运输商品货物。河南开封以南的朱仙镇，就是凭借着贾鲁河的地理优势，成为南船北马的交接点。南方来的茶叶、丝绸、纸张在此卸船，换乘马车北上；北方的皮毛、药材在此装船南下。朱仙镇一度与汉口、佛山、景德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然而京汉铁路的通车运营，铁路运输全天候、运量大、速度快且不受枯水期影响的优势，成为近代南北商品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导致贾鲁河的航运价值丧失，朱仙镇也随之衰败，到1930年已基本退化为一个普通乡镇。随着交通方式的变化，中国近代的南北交通命脉（京汉铁路）与东西交通命脉（陇海铁路）在郑州交汇，让曾经仅是开封府下辖的“郑县”，成为中国内陆运输里罕见的“双十字”枢纽。伴随着传统运输方式的变革，曾兴盛千年的汴京开封的经济核心地位逐渐向郑州转移。相比于开封的复杂地形，郑州以南的许昌地势平坦，非常适合京汉铁路的修建，随着两条铁路干线的通车，郑州迅速地从一个传统的行政县治演变为连接东西与南北的物流枢纽。交通优势带来了资本涌入，1919年，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穆藕初计划在中原地区创办大型纺织企业。在考察开封与郑州后，他毅然选择郑州，联合沪商集资200多万两白银，创办了豫丰纱厂。随着纱厂的经营，更多工业留在了郑州，无形中推动着郑州快速发展。

提着活鸭穿行开封街头的人们，河南开封，1919年 西德尼·戴维·甘博 图片来自杜克大学图书馆

挤在独轮手推车里的三张稚嫩面庞，河南开封，1919年 西德尼·戴 维·甘博 杜克大学图书馆馆藏

20世纪初的摄影术历经多次更迭，随着硝酸片基等更为便携的感光材料普及，西方摄影者有机会探访中国的内陆，探寻更为真实的东方人文。其中，美国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在1908年至1932年间四次造访中国，留下了超过5000幅珍贵的黑白影像。其中，甘博在1919年前后在开封周边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包括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的“黄河上的桥梁”等影像。在杜克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化数据库中，集中展示了甘博在开封地区所拍摄的城市风貌与社会人文。这些来自杜克大学数据库中的数字影像，定格了黄河未遭受现代化战争大规模摧残前的风貌，为当今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视觉文献。

开封街道尽头的石质牌坊，1919年 西德尼·戴维·甘博 杜克大学图书馆馆藏

1938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在郑州附近的黄河泛滥区拍摄了一系列极具震撼力的黑白明胶银盐照片。此时的卡帕受雇于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在中国担任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电影摄影助手，同时为《生活》等国际杂志提供摄影报道。在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漫天的沙尘及疾病的威胁下，卡帕记录了黄河决堤后的珍贵影像。他的作品使世界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成为视觉历史的不朽丰碑。来自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数据库的数字影像，真实反映了中国士兵用沙袋填补黄河大堤以防洪，以及洪水泛滥的花园口附近村庄被淹没的景象。这些影像不仅深刻揭示了1938年国民党“以水代兵”战略决策的残酷现实，向世界揭示了焦土政策背后无尽的悲凉与惨烈的代价。同时，这场洪水对河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迁移起到了关键作用。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水流向东南，夺淮入海，使得开封瞬间处于洪水的包围之中，开封周边的兰封、通许、尉氏等县全部沦为泽国。开封向东、向南的交通线被彻底切断，与周边腹地的经济联系完全中断。自此，开封逐渐地淡出了河南政治经济发展的视野。

抗日战争中的中原之殇

纺线的妇女和儿童，蛋白印相，约1890年 佚名 摄 私人收藏

流动商贩，蛋白印相，约1890年 佚名 摄 私人收藏

抗日战争时期，河南成为非常重要的军事缓冲区域，这里不仅是中国人民与侵华日军战略对峙的重要区域，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水灾与大饥荒。时间回转到1938年6月，日军攻陷开封城，进而逼近郑州。郑州作为连接中国纵横铁路网的关键地区，一旦失守，日军可沿平汉路南下直取武汉，或沿陇海路西进西安。为了延缓日军进攻节奏，蒋介石批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建议，在郑州实行“焦土政策”，于黄河花园口岸区炸开河堤。黄河水顺贾鲁河、颍河而下，短期内阻挡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迫使日军放弃从平汉路进攻武汉的计划，为胶着的抗日战争取了约3个月的战略缓冲期，同时造成日军数千至两万人的伤亡。但与此同时，决堤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百姓伤亡。这次黄河花园口扒口，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与江苏三省44个县。据统计，直接因洪水伤亡及后续因水灾、瘟疫、饥饿等死亡的百姓高达89万人 ，受灾人口接近400万，淹没耕地2000万亩。黄河改道形成的宽阔沼泽地带，使当地生态环境彻底破坏，花园口决堤将黄河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土地大面积的沙土化，直接制约了河南农业的发展，“黄泛区”成为长期困扰河南发展的贫困地带。黄泛区对农业与生态的毁灭性影响持续发酵。1942年至1943年，河南爆发特大饥荒，《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深入黄泛区，看到灾民吃树皮、观音土，甚至“易子而食”的惨剧，路边饿殍遍野，野狗啃食尸体。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拍摄了大量灾区触目惊心的照片，并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关于饥荒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宋美龄盛怒之下要求杂志开除他。之后，他带着确凿的证据找到蒋介石，促使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措施，拯救了无数生灵。

纺线，约1890年 佚名 摄 私人收藏

过筛子的农民，约1890年 佚名 摄 私人收藏

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1913年 佚名 摄 私人收藏

结语

河南曾是中国军事战略的重要支点，得天独厚的地理中心位置，加之京汉与陇海铁路的交汇，使得兵家认为控制了郑州与洛阳，便掌握了行军中国的主动权。而更深层次的地位，在于该地连接北京政府与南方各省的核心作用，在历朝政治版图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这样一个对于统治者极其重要的地区，却承受着民族的苦难，这里作为“四战之地”，承受着最频繁的战火，经历了花园口的惨剧，也爆发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晚清民国时期的河南历史，实际上是一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核心区域如何承受转型阵痛与暴力冲突的血泪史。

罗勇先生以自己对家乡的赤诚之心，洞悉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的河南在整个大清帝国，乃至民国政府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轴心地位。《河南早期影像图录》以作者20余年来的影像阅历，走遍祖国的各个角落，与收藏机构、收藏家深入交流，精心筹备出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翔实的书籍。这本书将会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最为一手，且饱含家乡情感的珍贵文献。

当我合上这本精美的画册时，脑海里浮现出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些勤勤恳恳从事馆藏老照片整理与研究的同事们的身影。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馆就开始了历史影像类藏品的收藏、整理、研究与展览工作，尤其是在《复兴之路》这样的大型展览中，历史影像的陈列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成为展览与研究中国近代史重要的藏品支撑。同时，我的前辈们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博物馆征集珍贵的历史影像实物，收藏的脚步从未停息过，但他们的工作又是如此的默默无闻，不被更多人知晓。2006年华辰拍卖开启了中国首个影像艺术品拍卖专场，历史影像的市场价值得到认可，越来越多的民间藏家加入了历史影像收藏者的大家庭。20年的光景里，我们见证了影像艺术品从博物馆的神圣殿堂走进了寻常百姓的收藏柜，也见证了中国的收藏市场所历经的非凡成长。更多的收藏者不再拘泥于藏品所谓的市场价值，而更深入地挖掘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他们基于自己对老照片的热爱，以及珍藏历史的理想，为中华文明守护着那些最为稀有且最为丰富的珍贵视觉文献。但目前的中国影像收藏也面临着学术能力不足的现状，一方面收藏者因兴趣而藏，往往不具有更为全面的历史观念与更好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目前的摄影学术建设未能给予影像收藏者更好的专业支撑，基于中外摄影史、摄影工艺技术史、视觉艺术史、近代历史等专业学科下的综合影像研究体系仍待建立与健全，体系化与标准化的历史影像收藏观念仍在普及阶段。这使得大多数收藏者仍旧以市场高价、猎奇心理等标准来影响自己的收藏方向，很多颇具历史性、人文性、视觉性的老照片和老底片被忽视。

当下，全社会对文博的关注程度空前火热，无形中引导更多影像收藏者关注到影像本体所蕴含的历史感与人文性，在与时间的对话中寻找到内心的归属感，用心去触摸时光的痕迹，感受历史的形状与温度。笔者希望目前的文博热能够为中国的影像收藏与学术体系建设带来长久而深远影响。

刘化龙，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影像产业委员会委员。

本文首发于《中国摄影》2026年5月刊“影像与阅读”栏目，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