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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过眼录(中):辛亥年吴稚晖说摄影

发布: 2011-9-13 10:14 |  作者: 晋永权  | 来源: 中国摄影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年。远避英伦的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人,民国政治家、教育家)最终得以伏案疾书。摄影术传入以来,自国人视角,比较视野,具有启蒙、批判精神的开创性文章就此诞生。这距他“如发疯然”沉迷摄影已5年有余。

这一年,因牵涉“苏报案”,“倡言革命,煽动谋逆”,流亡欧洲8年之久的光绪辛卯(1891)举人吴稚晖,参与创办鼓吹革命的巴黎《新世纪》周刊,经费支绌不能继续出版,加之先前同盟会机关报东京“民报”停刊,遂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由巴黎退隐伦敦家居后,开始从事天文、地理、进化、照相一类新知研究。寓所附近图书馆藏书丰富,他常前往查阅,回家后随时为女儿芙(孟蓉)、儿子详(叔微)讲解。

去国怀乡,往事感伤无限。“念故人之相待,及离家之草草,颇无生人趣”;“饥不能食,卧不能枕”;“病浪不宁,胡思乱想”……离家赴欧时的情景再次涌上心头。更及抵达伦敦后不堪回首的情形:“晚,不成寐,甚忧贫。”

这一年吴稚晖47岁。

时年43岁,“如发疯然”专研照相的吴稚晖  选自《吴稚晖先生遗像》

17年前的1894年6月,未满周岁次女蕖夭折, 吴稚晖“因念其敏慧,不怡者累日。”7月,中日交战,甲午战争爆发。也正是那一年,吴稚晖总角之交王英冕(曼卿)病逝。而立之年的吴稚晖经历了人生中至痛的无常景象。

1910年8月29日,与他感情甚笃的文明小学英文教员、外甥冯伯始因肺病在苏州耶稣教会所设医院天赐庄去世。接到家信后吴稚晖悲痛不已,哀叹:“吾妹无嗣矣。”

1911年夏日,伦敦寓所内,清寂中的吴稚晖,托外甥冯伯始、友人王英冕、次女蕖等亡灵为书中人物,以1900年间庚子事变为背景,自北京到天津,海路逃往南方的“海晏号”船甲板上讲述、争辩科学新知,著成章回体科学小说《上下古今谈》,同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第八回“望远镜先登荷兰市,写真术创始协南城”,通过对西方工业文明进程的整体关照,用中国人惯常的口吻、视角全面叙述了欧洲照相术的发明经过,传入中国以来的种种情状,世俗社会对其的认知、态度以及东西方照相观念的差异等问题。

一、沉迷

1906年,42岁的吴稚晖避居伦敦扼卜顶。这一年的2月28日,始习照相术;4月13日,以15磅9先令自购照相机,连日为人照相,放大翻照。1907年1月14日添购照相灯。

1906与1907这两年,是远在他乡,身受贫困、疾病、思乡困扰的吴稚晖最痴迷于照相的岁月。百年前中国摄影探路人鲜活、珍稀的叙述,可从其“民国前六年日记”、“民国前五年日记”等中读到。前期,他主要搜集摄影资料、照相器目,购买器材、药液、布置暗房,然后开始给熟人照相,再到四处拍照,抒发心意。拍照地点多为公园、海边、街道,拍摄题材广泛,包括建筑、风物等。日记中吴稚晖的熟人经常出现,政治人物如孙中山,另有朋友、家庭主妇、孩童等。1906年8月30日的日记中还记下了“裸照,照照暗房”等内容。

这些文字中,摄影者吴稚晖悲欣交集的心理状态毕现。

1906年5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照提伞而出,又孙逸仙等,皆好。甚风。愉悦之情溢于言表。”半月后的5月18日“早,5点即醒,先上药于暗。热甚。讫下午,两片无影,若丧考妣。夜,又忘倦,上好两个片药,始知康脱之谬,已晚。”

最可见因照相引起情绪波动的记录,莫过于1906年8月中旬日记:15日“上午,游灯塔,照相”;16日“朝,在花园照相。”但17日的日记中却出现了“收拾照相具,誓不再照”的话,日记中没有注明因由。接下来的几天里,吴稚晖又为照相忙得不亦乐乎,丝毫看不出上句话的来头。

1907年7月19日,吴稚晖记下了自己“发疯然”的照相热情:“下午,欲买大学不得。取粗簾不得。又买入镜头如发疯然。跑得倦极。”当然,寂寞、郁闷的情形也不少见。这一年的9月3日“夜收拾暗房,甚迟”;4日“印照相,小唐来缠,恶之”;11日“洗昨日片,一张无佳者,闷甚”;14日“黏暗匣,未成,茫茫一无所做,翻文亚相,印印片,贴贴而已。”

吴稚晖接触照相,始于1904年3月,那时他住在爱丁堡,一边学英文,常到教堂听道,并去伦敦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写真铜版,渐渐接触到照相术。日记显示,照相所需购置器材及材料费用,全由来照相的人随意支付,多少不等,方式不一。旅居英伦的吴稚晖许多时候生计难以为继,没有他人资助,不可能沉迷照相这一爱好。1906年12月23日曾记述道,“子鸿来,馈两磅,却之,示以‘俺是乞子’。”4天后的深夜,计划去巴黎旅行,吴稚晖资费无着,不得不冒雪访友:“夜至揆伯所。大雪。借揆两镑。”可以说,没有朋友资助,吴稚晖是断然玩不了照相的。

1900年代工作中的摄影师:摄影师在拍摄地震后的旧金山市政厅, 加州,1906。  佚名 摄

仅以1906年2、3、4月为例。从以下这些日记摘录中,便可看到吴稚晖对摄影的痴情程度,情状犹在眼前:

2月23日、24日,看照相书,知显影。

3月5日,缝暗房未成,颇迟睡。

3月6日,夜,做暗房成。

3月20日,照相器等十四先十一便士。

3月21日,照相始。下午洗出四反影片。照相器五先十一便士,洋铁桶等三先。

3月24日,朝照唐小女二影。

3月25日,晒好唐小女片三。照小唐片一。

4月3日,得颜色照相书,及印书术报。

4月4日,审所买镜箱可做之尺寸,甚疲。

4月11日,朝,得照相书店书,言镜箱将于今日到(岂知未来)。夜,修暗房。

4月13日,下午,得照相镜。照相镜,十五镑九先。

4月14日,下午,照梅侣。

4月15日,文亚朝来照相。下午,照小唐脚踏车。

4月16日,照相等。

4月19日,夜,知镜可放大。并知淡罗印片可放大覆照。下午照佩兰。

4月20日,梅侣照我相,未佳。因得气泡。

4月24日,做照相镜甚疲。

4月26日,下午,自动照片二。定药二便士。

4月27日,照会馆。始照罗簾。下午,印自照,同照片,二成未佳。

4月28日,印会馆人物。下午,送照及中外报与文亚。夜,得伊孙逸仙照等。

下午,梅侣取小镜箱往照其同学,未佳。

下午,照唐婆,并自照其母甚佳。印纸一先,片一先,药水七便士,小照架十便士。

4月30日,借千里镜。下午,照孙文等,照毕,梅侣引同学来照。孙照等皆露光。照我床上。照相物等九先三便士。

吴稚晖暗房建成后,即向同好开放,一起钻研摄影。孙鸿哲(字揆伯)便是常客。1905年,孙鸿哲为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学生。这年冬天,伦敦第一个签名加入同盟会的曹亚伯劝说吴稚晖入会,吴大笑,不从。同坐的孙鸿哲缓缓冷语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余已先署此盟书矣!”吴稚晖遂签立盟誓。但与孙鸿哲的交往,吴稚晖的日记中记下的却多是“与揆伯聚谈照相及工艺等”,仅1906年10月下旬,便可多处见到孙鸿哲同样痴迷照相的身影:26日“与揆伯来买放大器”;27日“揆来修放大器。夜设暗房”;28日“日间揆来放大,并翻照”;29日“揆伯自来放大仍无效”;30日“下午揆伯来放大”等。曹亚伯也成为吴稚晖记录中常见的拍摄对象,1906年10月29日,吴稚晖就“寄一打半照片与亚伯”。

百年前,东方大清帝国的反叛举人吴稚晖,在西方广泛吸纳、涉猎照相知识的情形,在日记中也多有记述。1906年10月9日,吴稚晖在伦敦“看帝国照相会”。

1907年1月17日,他又在巴黎“看去年所看博物院照相部”,这一次的观感是“愤闷已极”,原因是“室小,物不完”;25日,“夜,在花园,谈花园,谈公教育。争甚力。拟先作照相书。睡甚迟。甚热。”

对史家来说,吴稚晖有关摄影书写的发端,大概可以追溯到这一夜。

二、书写

吴稚晖把摄影术的发展历程纳入中国人的时间维度,通过游走世界、见多识广、喜好天文地理的潮州籍水手“老郭”之口,或老郭转述他在美国旧金山开照相馆表兄的说法,把这段历史串了起来:

嘉庆十年的光景(注:1805年),英国有位化学先生⋯⋯第一次得到了一点照相的意思。

到嘉庆十九年(注:1814年),法兰西出了一个聪明人,叫倪浦士。

到道光七年分(注:1827年),才做了第一张照相出来。

跟手道光二十一年(注:1841年),又有一个英国人,想出了照相纸,虽然起初十年,只有湿片,到咸丰年间,才有现在的干片。有了照相纸,大家就废去古法,终把照相印在纸上。

讲述人老郭与摄影术联系起来,是“同治末年”(注:1874)的事情。那时他刚七岁,在香港见人照相还用湿片,照相师傅口里念着“天地元黄宇宙洪荒”,背《千字文》三四十个字,方才照好。照相的人屏着气,不敢动,屏得好久,面孔都变了颜色。不像1900年时照相馆中普遍使用干片的情形:只要一开镜头,马上盖起,已经照成。

摄影术的出现不是孤立现象,吴稚晖把它纳入到西方近世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叙述:

嘉庆十年,到今年光绪二十六年(注:1900年),刚刚九十几年。在九十几年前,那时节千里镜是有了,显微镜是只有很粗的,其余轮船亦没有,火车亦没有,电报亦没有,然而彼时间正就是刚才那位小姐讲的,奇怪东西出世的时候到了,因此,想轮船的正在那里想轮船,想火车的正在那里想火车,想什么的正在那里想什么⋯⋯故而就是这件照相的事情,也就有无数人,闲空了,天天想到。他们本来不晓得自己做得出照相,或者做不出照相,当时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照相的名目,大家只觉得,终要有这么一件东西,不消用笔,就可画出一幅画来,方才便当。

然而,想归想,尝试归尝试,摄影术真正取得突破,还是在到嘉庆十九年(注:1814年),法兰西出了一个聪明人,叫倪浦士(注:即摄影术发明人尼埃普斯):他听见过,从前有人住过的一间卧房,把窗户闭了,黑得厉害,但窗板上有个绿豆大的小洞,一天他睡在床上,忽见他的帐子上,结了一个影子,把隔壁乡邻人家的屋脊,同着自己后园里的一棵杨树,都映到帐门上,但那影子都是倒的。这个人不慌不忙,知道这是折光的道理。

吴稚晖在故事中宣讲西方科学常识,以科学破解国人对摄影术的误解。佣人“春桃”提出了当年中国普通民众,甚至部分士大夫,对摄影术最为敏感的话题。从这些话题中,可看到摄影术传入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国人对其认知、心理、态度、想象等诸多问题。与其他历史材料,包括义和团口述史料中民众对照相的认知、态度比照起来,春桃陈述的现象,在当年颇有代表性。

春桃出场时就“有一件事情要问”:

有人说,照相药水是挖了小孩子的眼睛制起来的,又说照相镜能把人的精神摄了去,所以无论照起什么人来,就活龙活现的像什么人,因此我们的外祖母,从没曾肯照相。我们母舅在一个照相馆里烧饭,他几次三番,要他母亲去照个寿相,也没有肯去。她老人家以为,照了一个相,少说一点,要三天不鲜健,说不定还要害起病来,减了一年两年的寿。

同在甲板上的水手曾兆荣也讲了“广东人的一个说法”:

照相是不可轻易乱照,运气不好的人,照了相,往往运气就好了起来,倘使运气很好,刚刚发财的时节,不小心去照了一个相,往往就出了气,倒霉起来。

老郭本人就“有个小小的照相镜”,他曾在表哥旧金山照相馆里“掮镜架,拿清水,打杂差”,闲下来的时候,表哥就把那些“照相的古董”说给他听。作为一个自称“古董”的照相人,老郭的反驳,众人不得不服。他先从自己在外看到的现象说起。在西洋,差不多十个人就有九个人会照相,每到照相的时候,那些穷人,便男男女女聚起来,不肯跑开。老郭并不针对春桃提出的具体问题,而是罗列了类似的诸多现象:

那位大姐他听说照相药水是挖了小孩的眼睛做出来的,这种谣言,我们小时节,也曾听过,这无非愚蠢的人,想愚蠢的心思,讲愚蠢的话罢了。不但照相的药水是小孩的眼睛做出来的,无论什么新奇一点的东西,好比看见火轮船,就造起谣言,说一年要烧一个小孩的;好比开起一个工厂来,造着大烟筒,更是谣言开工的时节,要把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投进烟筒的;好比立起电线杆子来,又说是用着小孩的灵魂,电杆上的小小白瓷瓶,是灵魂在中间躲避雷公的;这种粪话,到处都有,所以闹出了现在的义和团。

这何尝不是漂泊异乡的吴稚晖本人长期以来的切肤之痛呢!吴稚晖曾在日记中记述自己“在甲午以前,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过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对于兴学实刻不容缓。”但国人对西方已经普及的科学知识的认知,竟是如此不堪!

1900年代工作中的摄影师: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报童约翰·豪威尔,有时一天能挣75美分,1908。 刘易斯·海因 摄

春桃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拍完的照片,为什么要拿进暗房呢,难道中间就没有鬼鬼祟祟的把戏么。这一次,老郭把她的问题与许多人所认定的“照相人必定有些妖术联系起来看,耐心解释了多数人所不熟知的“显影”、“定影”的道理。不过,老郭还是在笑声中感叹:没有懂得照相道理的人,终是为此疑惑的,故而那挖眼睛摄精神的谣言,也就容易传开了。

吴稚晖借老郭之口普及了一下照相常识:

那照相药水,算作什么东西,值得瞒人呢,凡去买照相片子,买照相纸的时节,该用什么药料,分量多少,如何用法,清清楚楚,写了单子,夹在里面。还恐人不留意,又把紧要的药料,刻在匣子的盖上,纸包的面上,如何有什么不告诉人呢。至于那照相的法子,无论什么愚笨的人,只需买了照相镜,买了片子,买了纸头,买了药水,简直的就瞎照出来,照了半个月,糟蹋儿一点物料,自然自己就懂得一点门谱,倘若遇见一个照过相的人,把许多关节,讲了半天,那就三天已经做了内行。

照相术在西方普通人心目中是个什么情况呢?

在西洋看来,简直把个照相馆,也当买支羊毛笔,学学写字一般,所以几乎人人可以买个小照相镜,学成一个通常的手段,空闲了,照照山水风景,把它陶冶情操,遇着佳时令节,互相把亲眷朋友照着,大家寄来寄去,偶尔遇着奇怪的事情,稀罕的东西,也可以拿出照相镜,照了起来,写信与亲戚朋友,添些有趣的料头。

作为饱读诗书的人,吴稚晖还特意介绍了照相机在西方读书人中的使用情况,以及他们的志趣:“那些读书朋友,把它照古迹,照花木,照百样鸟兽,照天文地理。”这自然与常人有所不同,与中国人动辄去请照相馆里的朋友,郑重其事,跟着去照,也有很大区别。
《上下古今谈》第九回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反映了当年官场中人对待摄影的态度:

王继英小姐的父亲王曼卿吏部,是个遇着新学器具,色色喜欢的人,因此他在广东,带了两个照相镜,放在北京椿树胡同的宅子里,闲空了便拿它消遣。继英是常帮她父亲和药取水,只因为做了京官,中国人以为此等游戏,不是大人先生所应为,故而从没有拿他的照相镜,就连范翰林家住在相近,亦不晓得王吏部有这样的东西。

1911年年底,吴稚晖回国;1953年10月30日在台湾去世,哀荣无限,被誉为“一代完人”。在众多悼念文章中,常有人提及他1911年写就的《上下古今谈》一书。毛子水认为这是“我国五十年来一部最可注意的书籍”;吴稚晖提倡的“科学”、“科学通俗化”、“通俗的文体”这三件事情,“实在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凌鸿勋“独忆及先生于辛亥年即发表其《上下古今谈》,唤起当世对于科学的见解和兴趣”。杜呈祥认为此书“不仅使国人知科学为何物,并且告青年以科学的人生观”。

身为民国元老,吴稚晖从1920年代后期,坚决反共,一生不改。大陆除有少量介绍其著作外,媒体对其鲜有提及,更难以进入公众视野——对其1911年及之前有关摄影的贡献自然更不为多数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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