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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赛人与共产主义的“城堡”

发布: 2012-2-07 13:26 |  作者: 般若兔  | 来源: 中国摄影

吉普赛人与共产主义的“城堡”——闲说新版的寇德卡摄影集《吉普赛人》

2011年末,寇德卡的著名摄影集《吉普赛人》(Gypsies)新版问世,不知他心情如何。1975年,这本书在巴黎出第一版时,寇大叔心里很是不爽:“以前,这些照片只有我自己、朋友和选择过的人才能看到,现在你只要有钱,就随便看了。拿着这本书,我感觉就像和一个妓女在一起。”

当时的寇大叔还没有名动江湖,一个人当“巴漂”(漂在北京叫“北漂”,漂在巴黎当可称“巴漂”),那些吉普赛人的照片于他情若女友,与自己卿卿我我可矣,与他人分享则罢。寇大叔一生对外界所求甚少,这种人的内心世界不是白练秋江就是残阳瑟瑟,十分自恋;当然,如果控制力不够,往往发酵为“闷骚”。

寇大叔对拍摄吉普赛人的事儿讲得很少,自己喜欢吉普赛人的音乐,去他们家里采风,后来也就拍起来了,听上去特艺术,特纯洁,与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历史、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艺术家不可能脱离自己的视界和社会——历史语境,如果把《吉普赛人》放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1960年代,就会发现这群社会边缘人身上,深刻地烙印着、映射着这个国家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艺术问题:历史问题是吉普赛人与捷克斯洛伐克这片土地的千年纠结,政治问题是19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对吉普赛人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政治自由化”,艺术问题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挑战。

历史——政治问题。1962年,当寇大叔开始拍吉普赛人时,吉普赛人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关系正十分纠结。简单说吧,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吉普赛大国”,吉普赛人源于印度的罗姆部落,千余年前迁移散居于欧洲各地,历史上一直作为欧洲国家的边缘人群而生活于歧视之中。“二战”期间与同性恋者、犹太人、流浪汉等一起被纳粹在集中营消灭了几十万。到1960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吉普赛人是除了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之外最大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20万,① 主要生活在城镇周围,靠打零工、摆小摊、卖卖工艺品和算命、表演小戏法为生。但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是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老大哥带领下,有个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而实现共产主义,当然是全体人民在某一天早上六点钟,一起迈进美好明天,不能将吉普赛人单独留下,那太自私了,而且有违圣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于是政府决定在奔向共产主义的时候,带吉普赛人一起走,给他们盖了排房,建起吉普赛社区;吉普赛青年参军背上了钢枪,吉普赛兄弟走进工厂当起了工人,吉普赛姐妹到商店当上了售货员,吉普赛儿童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与其他儿童一起学习……看上去一切都十分美好:被歧视了千余年的吉普赛人,正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一部分,向共产主义飞奔!

1955年,捷克斯洛伐克有一部电影很轰动,叫《我的朋友吉普赛人》(Muj pritel Fabian, 导演Jiri Weiss),说的就是这事儿。

但遗憾的是,这次吉普赛人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成功。“我的朋友”不习惯踏着钟点走进工厂,吉普赛女郎在商店里想唱就唱想跳就跳想吃就吃,就是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到196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改造吉普赛人的工作就停止了,被另一项工作取代,那就是对吉普赛人的迁移和遣散。政府准备改造他们的时候,称他们为“有各种恶劣生活习惯的古老原始的吉普赛人”,改造方式十分生硬:人口登记、半军事化式的快速集中定点居住、没收私有财产(其实也没有什么私有财产,主要是大篷车之类)、马匹杀掉、传统节日取消……现在改造不成功,政府的迁移和遣散计划也很无情,直接将他们从大城市周围遣送到伯希米亚、摩罗维亚地区的小村镇。这时政府遭遇经济困难,地方上在接纳新移民时十分勉强,居民点建设很慢,甚至连厕所和水井都不够用,平均200人才能有一口水井和一个公厕;而在这里,吉普赛人谋生也更为艰难……准确点说,“我的朋友”这时候过得比改造前还惨(连原来的马匹和大篷车都没了)。所有这些,寇大叔在镜头里看得十分清楚,二十分凄楚:不少吉普赛人住在棚屋里,拉家带口,孩子众多,家徒四壁;忧愁的妻子,酗酒的丈夫。你还记得那个抱着婴儿走向简陋公厕的男子吗?你还记得一个男子骄傲地牵着马走过,身边是羡慕的眼光,后边还跟着兴奋的孩子吗?这匹马在吉普赛村落的新闻价值,相当于1980年陕北农民年集上买了一辆进口轿车——这个场景里面,有丰富的社会文本,寇大叔不是在拍民俗!马在《吉普赛人》中几次以突出的形象出现,都有与此类似的意义:它象征着吉普赛人的财富。你还记得一个吉普赛男子失神地看着自己英姿飒爽的列兵照吗?吉普赛孩子背后的墙上,依然写着或贴着捷克语的字母,可能是他们正在学习的或者是以前学习时留下的,显示出他们与捷克斯洛伐克“主流社会”的一种不确定联系。确定的联系偶尔也会出现,比如警察到村子里来拿小偷,“警察”几乎是整个摄影集里表明政府还在关心“我的朋友”的唯一证据,但他们在场景的边缘,让人难忘的是戴铐子的吉普赛青年迷惘的眼……走出村子的路是如此地泥泞,“美好生活”犹如许诺过的共产主义,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可望不可及。

在整个的1960年代,吉普赛人奔共产主义的事儿,捷克斯洛伐克官方回避谈、民众不好谈,相当敏感,而且容易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

那为什么又被提起来了呢?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别看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不到13万平方公里(其中捷克部分约7.9万,斯洛伐克部分约为5万),“二战”前却是世界10大工业国之 一,个人平均工业产值位列世界第四,是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国家,并建立了十分成熟的民主选举制度,捷克人很骄傲。但到1960年代初,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工业排名却落到了世界第12位,人均工业产值下滑到世界第五,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很慢。原来捷克人看不上奥地利人,觉得他们生活差,现在反而被奥地利人超越了。1962年,捷克搞起了经济改革,总理希克试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在捷共中央内部和社会上都出现了思想、言论自由化的倾向,这种政治开放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捷克人称这段时间为“政治自由化”时期。特别好玩儿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话题,不是由政治人物或理论家提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文艺界——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捷克的文艺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这一时期电影界搞“新浪潮”(与法国电影的“新浪潮”无关,是彻彻底底的捷克电影的“新浪潮”),戏剧界更闹,剧本写得很大胆,有的剧本以很强的政治暗示性轰动一时,比如全部邀请非专业演员、而且全是批评政府的知名文化人演出,这个剧本的结局是这些人最后全都失踪了。最出格的还是作家。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员作家米兰•昆德拉率先发言,以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为题的演讲直接指向官方文艺政策:“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把维护禁区看做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② 会上还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致苏联作协的信,提出了取消新闻审查,要求给公民出国旅行、特别是出国定居的自由等热点问题,并要求“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笔者一直怀疑,后来寇大叔出版的另一部著名摄影集《流亡》(Exile)与这次讨论有精神联系。

文艺界的“热闹”,实际上直接挑战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这一方法1930年代肇始于苏联、后来被强调为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创作的唯一正确方法。昆德拉在小说《玩笑》(1967)中,将这一方法对文学的影响形容为人物“不皱眉头,只带笑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一出场,必须、而且也只能是笑容,因为敌人一天一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社会主义人民即使想有什么不痛快,那也不可能嘛!你不笑,你就会有麻烦,“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不表示出自己的日子过得挺美, 他就会立刻被人怀疑是对工人阶级的胜利不高兴, 或者是被怀疑为自私地沉溺于某种个人忧伤之中。”(昆德拉:《玩笑》)在这种背景下,寇大叔大拍社会主义改造失败的吉普赛人,日子过得一无所有,形同“贱民”——这当然是在呼应文艺界的“热闹”,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是对主流文艺思想的挑战,容易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

当时布拉格的文艺圈并不大,哈维尔的剧本演出时,旁听导演、演员和剧作者讨论并跑前跑后拍剧照的正是寇大叔;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专门写到女主角特雷莎拍了数百卷“布拉格之春”的照片,“有坦克、吓人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被沾满鲜血的三色旗包裹着的尸体”,③ 这原型也是寇大叔。

这次《吉普赛人》的突然再版,并不排除与当下吉普赛人的现实遭遇有关。2011年,欧洲因经济形势不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都有驱逐吉普赛人的行动,光法国就拆毁了200多个吉普赛人集聚点,将1000多名吉普赛人遣返回罗马尼亚。“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传统服饰,都被偷走了,在世界各地的演奏厅和博物馆里,它们被当作西班牙、匈牙利、捷克、法国文化展示着,我们几百年来的所有创作都被偷走了,而我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被人称为‘小偷’。” 翻着寇大叔的《吉普赛人》,想起吉普赛人作家唐娜德•李的《天咒的吉普赛人》,不免伤感。

2011年版《吉普赛人》封面

寇德卡:《吉普赛人》(KOUDELKA: GYPSIES)

泰晤士河与哈德逊河出版公司(Thames & Hudson),2011

109 幅照片,192页,有社会学家威尔·居依(Will Guy)撰写的关于吉普赛人历史及当今社会际遇的长篇文章,ISBN: 978-0-500-54402-0,

定价:48 英镑

《吉普赛人》(Gypsies)小史:这本书一波三折,是摄影界的一个著名故事。寇德卡从1962年开始拍摄吉普赛人,1968年他请布拉格的设计师米兰·考浦丽娃(Milan Kopriva)设计了一个版本,名叫《茨冈人》,准备1970年出版,因“布拉格之春”,泡汤。1970年寇德卡来到法国,与法国摄影界有“第一图片编辑”之誉的出版人罗贝尔·德尔彼(Robert Delpire)合作,选了1962-1968年拍的吉普赛人照片60张,以《吉唐,旅行的终点》(Gitans, la fin du voyage;Gitans是法国对吉普赛人的俗称,略有贬义)为名于1975年出版,选入的照片主要摄于捷克。同年光圈出版社出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就叫《吉普赛人》(Gypsies),现代艺术馆还出了一个特殊的纪念版,这本书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著名摄影集。2011年的新版本照片扩充到109张,主要是在1975年版的基础上补充了寇德卡在西班牙、法国、罗马尼亚等地拍摄的吉普赛人的照片。

罗马尼亚,1968。 摄影:约瑟夫·寇德卡(Joseph Koudelka/Magnum/东方IC)

斯洛伐克,1967。摄影:约瑟夫·寇德卡(Joseph Koudelka/Magnum/东方IC)

罗马尼亚,1968。摄影:约瑟夫·寇德卡(Joseph Koudelka/Magnum, courtesy Thames & Hudson)

参考文献:

① 据英国少数民族权利协会1975年统计,全世界吉普赛人口的总数约为900万人,欧洲有500多万,三分之二集中在东欧,其中捷克斯洛伐克的吉普赛人口约为37万;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口总数约为1400万。参见王艳萍《世界民族志》。

② 赵启强:“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③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了解本书更多信息,请洽Thames & Hudson 北京办事处柳小姐,电话13801292178或lmh_thc@asiapubs.com.hk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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