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

你的位置:《中国摄影》官方站点 >> 资讯 >> 资讯 >> 详细内容 在线投稿

【西窗书评】史料、史论与态度

发布: 2013-9-26 16:08 |  作者: 中国摄影  | 来源: 中国摄影


史料、史论与态度
——读贝内特的《中国摄影史:西方在华摄影家 1861-1879》

      1884年,中国有多少摄影师?他们拍摄的水平如何?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怎样在西方摄影师的镜头前做鸟散状?这些有意思的问题都可以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 在华西方摄影师 1861-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WestPhotographers  1861-1879)中文版里找到答案。

一、有关作者和著作

      《中国摄影史: 在华西方摄影师 1861-1879》是三本一套的有关早期中国摄影史巨著中的第二本,作者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是国际上知名的东方摄影史学家,他致力于东方摄影史的研究近三十年,之前出版有多本有关日本和朝鲜的摄影史专著,这几年致力于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在书的前言,贝内特表明了他著书立作的基本点: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对历史照片作者的认定,因此把挖掘、厘清史料信息作为重点,首先解决摄影师和拍摄地点,这是后续摄影史研究的基础。

       有关研究的断代为1840-1879年,贝内特介绍:“我主要关注湿版时代的摄影史。摄影术在1880年前后出现了从湿版到干板的变革,而摄影术进入干板时代,摄影活动变得相对简单,普及,摄影师的数量大大增加,有关摄影家的研究的难度加大,以我一己之力,是无法胜任,希望中国的学者可以在我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成绩。”

       无论在史料的收集和还是史论的阐述上,贝内特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他仍谦虚地表白道:我试图对已掌握的资讯做一个归纳和总结,同时增补一些新材料。“作为史书,更是尚待完成”,希望该书成为“读者和研究者面对纷繁的中国早期摄影活动的导航仪和引路标”。

 二、有关史料和史论

      在贝内特的书中,随处可见国内史学界所不掌握的史料。究其原因,主要因为早期在中国拍摄的摄影师都为外国人,这些资料又基本留散于欧美,加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的战乱,包括文化大革命,几乎摧毁了国内全部的影像资料,割裂了中国摄影的历史。大多数出现于《中国摄影史1861-1879》的摄影人士都是目前国内的摄影史从未解读过的摄影师,这些资讯是第一次以中文分享给中国摄影人。

      在《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 1861-1979 》一书的开篇,贝内特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威廉•普赖尔•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1834-约1900),并认为他曾经是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的主要对手,作品为国外许多博物馆图书馆所收藏。作为19世纪70年代远东最佳摄影师之一(p19——系该书中文版的页码,下同,编辑注), 为什么弗洛伊德为中国早期摄影史所“遗失”?是否因为他过分地为商业驱动影响到其作品的质量?

      随后,贝内特采用了整整一个章节介绍了被他称为“主宰了上海滩摄影界27年的摄影家”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桑德斯1862-1887年在上海开设照相馆,除了肖像外,还拍摄众多其他的内容和题材,诸如官员出行、罪犯行刑等新闻时事和社会风俗照片,并在《远东》( Far East)、《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等杂志发表,广为流传。从贝内特收藏的照片看,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桑德斯就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设计场景,雇用模特,摆布拍摄了一批照片,如法堂、轿夫、马车、囚犯、吸食鸦片等等,他在摄影史的成就不仅局限于报道和肖像,应该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插图摄影师"。虽然桑德斯当时拍摄照片的主要目的,是将照片作为商品销售给感兴趣的买家。但由于这批影像成为了摄影术发明后,一个多世纪里东西方视觉文化交流最流传最广的影像,构建并影响着外国人的中国视觉记忆,并“场景再现”地为中国留下了十九世纪中叶的珍贵影像纪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贝内特对桑德斯照片的收藏和开拓性研究,让桑德斯跻身于十九世纪最重要来华西方摄影家,并导致了收藏市场其照片价格的飙升,2011年10月,9张据考证为桑德斯拍摄的1860年代的北京原版老照片,在纽约拍卖出了36万多元的价格。

      托马斯·查尔德(ThomasChild,1841-1898)也是贝内特较全面推介的来华摄影家。1870年,查尔德作为工程师受雇于我国海关稽查总局来到北京,是1870-1880年代北京地区最活跃的西方摄影师之一。在长达19年驻京期间,他较为完整地纪录下清朝皇城和皇家园林的建筑风景,以及北京的人文景观,最为珍贵是一批最早的被鸦片战争摧毁的圆明园和颐和园遗址。此外,在已经有干板的时代,查尔德采用玻璃湿版照相工艺来摄制照片,不论从构图、光线运用、蛋白照片印制水平来说,都是同时代高水平的摄影艺术品。可以说查尔德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影像史料,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珍贵的影像艺术品,他的作品为欧美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和美术馆所收藏。托马斯·查尔德是中国晚清摄影史上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遗失”大家。

      此外,贝内特还介绍了中国最早采用照片的出版物《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和《远东》(The Far East)杂志。《中国杂志》创办于1868年,是国内第一本出版发行的摄影杂志,是“中国新闻摄影领域的先驱”(p308),《中国杂志》采用将照片贴入册内的制作方式,保留下了如比托、米勒、坎米奇等第一批来华摄影大家的原作。八年后,《远东》杂志新系列移师上海重新出版,共收录了约二十位摄影师的数百幅中国的原版照片,是研究19世纪中国摄影史最重要的原始刊物之一。鉴于目前学界少有对《中国杂志》和《远东》杂志的研究成果,也没有相关的中文资料,贝内特书中提供的资讯不仅是研究中国早期摄影史、摄影家和摄影传播,也是研究中国新闻史、视觉传播史,中外视觉文化交流和影响及融合珍贵的参考资料。

      贝内特还在书中介绍了几十位从未在中国摄影史中出现的来华西方摄影家,如已知最早在西方发行中国商业照片的皮埃尔• 约瑟夫• 罗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1829-1897), 最少在中国客居25年的大卫·格里菲斯(David Griffith), 最早在台湾和厦门从事摄影活动的摄影师之一朱利安·爱德华兹(St. Julian Hugh Edwards,1838-1903),长年驻扎在宁波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华生少校(Major J.C.Watson,1834-1908)、最早来华的俄国摄影家伯杨斯基(A.E.Boyarsky,也称Boiarsky)、以及极富有冒险精神娶苏州女子为妻至白头偕老的洛伦佐·费斯勒(Lorenzo F. Fisler, 1841-1918)、极富艺术天赋后成为奥地利宫廷摄影师的威廉·伯格、捷克贵族摄影师雷蒙特·冯·斯蒂尔弗莱德-拉特尼兹男爵(Baron Raimund vonStillfriend-Ratenicz,1839-1911)等。此外,对在中国摄影史中虽提及,但缺乏详细资料的约翰·杜德格龙(John Dudgeon)、亨利·坎米奇(Henry Cammidge)等,也做了很有价值的介绍。

      本书还提供了19世纪中国摄影的生态,其中包括有《远东》创办人和主编约翰•莱蒂•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1826-1880)对中国摄影家的评价。布莱克不仅是十九世纪中国摄影史上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位摄影出版人,本人也是一位摄影家,他曾雇佣中国摄影师前往长江上游拍摄,但对拍摄结果“颇感失望:中国本土摄影师不能让人信赖。中国艺术家实在不会选景,通常只能胜任摄影室里的工作”。(p308-310) 这与已知的约翰·汤姆逊对中国同行的评价不谋而合。

      在附录所收入的文章中,保罗·尚皮翁发表在《摄影新闻》上的“在亚洲从事摄影活动的困难和问题”,不仅对两个世纪前所使用的摄影器材的化学药品有着准确的记录,而且纪录下了中国人对镜头“摄魂”的迷信和恐惧,国人在西方摄影家照相机前鸟散的情景,拍照后最多两年就会死亡的说法,将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对摄影的态度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而洛伦佐·费斯勒冒着危险,坐“垃圾牛车”潜入紫禁城拍摄的游记“中国冒险”,更让摄影师成为了已知的第一位在宫内拍摄的摄影师。

      在摄影史论的研究中,贝内特也颇有建树。对1860年前后在广东一带活动的米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986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认为“米勒的照片局限于西方猎奇的视角,缺乏对中国社会深入的感受和体会”,这个观点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并一直主宰着中国对米勒的评判。但贝内特研究表明“米勒不仅是最早在中国开设照相馆的摄影家之一,还是早期在华最优秀的肖像摄影师家”。实际上,米勒拍摄的中国人是中历史最早肖像,是几乎所有的近代中国历史所必须采用的照片,也为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世界各大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所收藏。

      贝内特还认为1859年来华的意大利摄影家贾科莫·卡内基(Giacomo Caneva)是第一位来华的欧洲著名摄影家;大卫·格里费斯(David Griffith)是早期在华摄影师中摄影技术最为优秀的摄影师;斯蒂尔弗莱德-拉特尼兹男爵制作有远东地区最好的手工上色的人像照片;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ders)是主宰了上海滩摄影界达27年的摄影家等等,类似的独到见解在贝内特的三本书中随处可见。

三、有关学术和成果

      谈论贝内特对中国摄影史研究的贡献,还需要涉及他系列巨著中的另外两本书:2009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于2011年出版了中文版)和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Historyof Photography in China: 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仅有英文版)。

      在《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贝内特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考证中国的第一张照片。在目前有案可稽的法国摄影家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44年拍摄的中国照片之前,西方的文字记录表明英国使团的伍斯纳姆(Dr.Woosnam)和麻恭(Major Malcolm)曾于1842年在江苏镇江附近拍摄过照片,而美国外交使团的随团画师乔治·韦斯特(George West)就是一名摄影师,早于法国摄影师埃及尔携带照相机来华,可惜至今没有发现这些所拍摄的照片,可能连影像都没有留存下来。

      此外,贝内特还对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室;上海的有一批摄影室、第一位来华的商业摄影师、第一批有关中国的战争影像、中国最早的立体照片等进行了考证和研究。

      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4-1879》一书中,贝内特收集有350多张原版老照片涉及了400多位中国早期摄影家,是一批中国摄影史中“被遗忘”的摄影家和作品。可以预料,这些国内从未出现的资讯将为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丰富其研究内容,扩展其研究领域,甚至改写中国摄影史的原有结论。

四、有关研究方法和附录

      用中国人的角度,贝内特的研究方法实在“笨”。他采用的是历史学研究中最传统,也最基本的方法,找寻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如当年的文件,信函、广告、游记、铜版画和记录等原始资料。比如,贝内特在研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时,不仅调阅了当年英国社会普查时有关汤姆逊的资料,还有汤姆逊的死亡记录,甚至探访了墓地,见证了这位中国摄影史上最伟大摄影家的长眠之地。这是一般人都可能胜任的工作,但很少看到当下的中国学者如此“吃力不讨好”地在研究中国摄影史。

      还有贝内特依据来华摄影师的职业、来华原因和目的,将摄影师分类为外交官、职业摄影师、非职业摄影师、过客、商人等,这种对身份的考证和界定,让后来的研究人员可以进入当代艺术的范畴来观看、读解和诠释早期中国的影像和讨论早期中国摄影史,因为职业和生存状态,将影响,甚至决定其拍摄的内容、角度和对照片的诠释,而对身份的认证恰恰是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书后列出的“中国摄影分区年表”和“1842-1879在华摄影师名录”中,贝内特整理了大约200位外国摄影家,以及他们在华活动的地点和时间段,这无疑为早期中国摄影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基础。此外,贝内特按时间顺序列出十九世纪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外摄影发展史的重大事件的“中国摄影年表”,也将对考虑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与中国近代史和世界摄影史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和脉络。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三本《中国摄影史》共发表了近千张照片,贝内特均标注了照片的出处和提供者,其中不乏他个人收藏,这将在国内摄影史学界的研究,设置了一个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标准。

      贝内特希望该书成为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的导航仪和引路标,仔细阅读该书的读者不难发现贝内在这个繁杂领域留下的指示:

      “法文与俄文资料的研究不足,对法国和俄国摄影家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对来华业余摄影师活动的研究,还挖掘的不够……目前得知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传教士的档案中,有很多有关摄影活动的记载,目前的学者对这批浩瀚的资源,大多望而却步,一自之力无法胜任,是值得研究开拓的领域;”

      “大卫·格里菲斯笔头块、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建议后世学者可以对他的文章做专门的研究……”

五、有关态度和翻译

      贝内特的第一本著作出版后,有些中国学者认为贝内特的学术质量可能受到其自身所收藏原版照片“商业价值”的影响,甚至认为是一本销售自己藏品的书。不过,我们回到该书写作的原点,作者是为了研究写书而收藏,不是为了自己的收藏而写书,其著作的学术价值就值得肯定。贝内特对此的回应十分中肯:书中发表的主要是他多年收集的资讯和研究的成果,没有过多的个人评判,他希望中国学者能在书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摄影史做出中国学者独立的评价。

      留美学者王瑞建议:真有志于中国摄影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不妨仔细认真且暂表虚心地好生阅读和研究此洋人版的《中国摄影史》。我以为眼下还得从认真看书学习,弄懂此《中国摄影史》做起。我们就以古人“满招损、谦受益”的格言为鑑,来回味这些属于我们也属于人类的早期中国老照片吧。在被泰瑞·贝内特领先条理化的《中国摄影史》实证基础上,国人理所应当地具有以自身历史文化为依托、来论证中国摄影史观的先天优势,眼下需要的是暂缓的高喊,让我们从一个个切实的史料个案,踏实地做起吧。何况英国人泰瑞·贝内特已经以其殷实的成果,为所有中国摄影史研究者做出了有所作为的学术表率。

      当然,我们也应意识到与其他形态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同,19世纪30年代诞生于欧洲的摄影术,是随着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进入中国的,其在南方的流行和扩散与1840前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关,在北方的扩散和流传则与1860年前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此外,早期在华西方摄影师的活动也多与殖民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这万万不可成为滋生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后殖民主义”心态的原因。当下,我们应该注意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去了解有关早期中国摄影的资讯和观点,才可能在中国摄影史研究领域进行包括“后殖民主义摄影”的多元研究。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连摄影术是怎么成为了殖民的工具,摄影怎么殖民了中国都不知道,“后殖民摄影的研究”也无从谈起!

      摄影史学界并未意识到一个现象,我们对世界摄影史的了解远多于对早期中国摄影史,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有不少“世界摄影史”被译介到中国,而有关早期中国摄影史的专著却仅此一家,国内也仅有一本出版于1986年、被学界称为“不完全的“《中国摄影史》。当下,中国学界甚至无法与国外的学者就中国摄影史的问题平等交流,因我们不掌握资讯。回到世界摄影史,欧洲人写有欧洲的“世界摄影史”,美国人写有美国的“世界摄影史”,甚至欧洲法国的“世界摄影史”和英国的“世界摄影史”也不尽相同:两国都自称发明了摄影术,法国人写的“中国摄影史”强调留有最早中国照片的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而英国人写“中国摄影史”则力推约翰·汤姆逊是摄影的马可·波罗。中国人应该怎样写自己的摄影史?中国人将怎样来写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摄影史”?

      最后,还应该谈谈摄影著作的翻译。100多年以来,严复提倡的"信、达、雅”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和翻译中最重要的因素。贝内特三本巨作的译者徐婷婷有着国内外学习摄影的背景,还具有在华辰影像和中国照片档案馆从事历史影像考证鉴定工作的经历。她严谨的翻译让中国摄影人可以准确地了解到国外留存的资讯以及外国学者对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观点,了解外国人眼中100多年前中国摄影业界的生态。

      斯蒂尔弗莱德-拉特尼兹男爵发表于1884年2月29日《摄影新闻》的文章留下了准确的纪录:“当时中国已经有几千名靠摄影谋生的摄影师”,除了赖阿芳、同心等不多的入史摄影家,他们是谁,在那个城市?什么年代?拍了什么?……中国摄影人可以在贝内特的第三本巨著《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 1840-1879》中找到答案。

TAG: 西窗书评
打印 | 收藏此页 |  推荐给好友 | 举报
上一篇 下一篇
 

评分:0

Copyright © 2009 Chinese Photography Magazine.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 13005283 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79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