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年代，有据可查的摄影家近百人，他们的作品是我们国家、民族最深切动人的感情和记忆。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SACP）长期关注于革命时期的影像档案研究，已经汇集成了容纳数百万件作品的影像档案数据库。作为SACP发起的“百人百年”项目的一部分，2023年12月25日至2024年2月29日，《流影存风——刘峰百年摄影文献展》在高帆摄影艺术馆（GPM）举办。作为我军培养的第一批摄影工作者之一，刘峰用镜头完整地记录了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时期的历史进程。通过展览、画册等形式，刘峰的摄影生涯被重新点亮。刘峰原名刘彩峰，笔名流风、晓流，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新城县。河北作为我军展开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也是刘峰影像记录的核心现场。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拥有正式建制的新闻摄影机构[1]。自此晋察冀军区乃至解放区整体的摄影工作全面展开。1939年6月，年仅16岁的刘峰参加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任宣传员。同年11月，随着摄影成为晋察冀军区的重要宣传阵线，刘峰调任一分区政治部学习摄影，自此正式开启了以摄影为武器的战斗生涯。抗日战争爆发，摄影响应时代，风格发生转变。刘峰并不受限于既往美学经验，人民性、斗争性、典型性思想是其创作风格源流，一定程度造就了他的影像作品呈现朴实真挚的力量感这一特征。晋察冀根据地在战争的洗礼下，面对极其严苛困苦的物质条件，依然诞生了繁荣的文化、艺术、出版等事业。一分区是晋察冀的主力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高度重视摄影工作，最早成立了摄影组，并在物质上给予了支持。刘峰的摄影工作起步虽早，但在战争条件下，缺少材料、教员的问题依然是常态。最初杨成武司令员将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相机交给他们，缺少耗材，便由侦查员冒着生命危险，把买到的胶卷装在盛酱菜的小篓里运回边区，解决了器材上的困难。罗光达、杨国治曾短暂地讲授摄影知识，更多的是凭借吴印咸所编写的《摄影常识》进行自我摸索的过程。“我又是怎样单独进行拍照的呢？起初我是以别人的作品当样子来拍，可是拍出的东西总是比不上别人那样好。于是，有时吃饭睡觉都在揣摩它的道理。也有时按自己的理想进行拍照，常常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连续拍照好几次，往往连续几次都不成功，但我仍不灰心一直干到自己所理想的为止。我就是在这样碰了钉子不灰心的精神下，慢慢掌握了各种情况下的摄影技术。”[2]刘峰在困境中钻研摄影业务，支撑起了一分区的摄影工作，体现了作为战士也作为摄影家的斗争精神特质。在战争的历史环境下，摄影的价值判断从拍摄者为导向转移到观看者手中，刘峰的摄影风格和审美经验是在投入这一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方面作为“宣传员”出身的摄影者，他创作的主体性天然的与观众情感取向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报道工作要求与对事件的感知力使得他的图像叙事周全翔实，亦能够捕捉到富有历史情绪的典型瞬间。抗日战争期间，刘峰跟随一分区转战于冀西古燕国易水两岸和狼牙山地区，在“百团大战”“反扫荡战斗”等一分区活动中，围绕战斗场面、军民关系等主题拍摄了大量史实性图像，真实地记录了战斗现场，反映了战争动态。在1940年之后，他通过多幅连续的影像记录了从战前动员到得胜归来间的各个阶段、方面，而且单张照片在光影、构图、空间关系等美学要素的经营上依然成立。1943年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葛存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发动葛存村[3]全村男女老少开展生产互助，连续两年实现了“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得到边区政府的认可与奖励。刘峰经上级的指派前往葛存村，开展摄影报道，这也是刘峰的第一次大型专题摄影实践。1943年底和1944年秋他先后两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葛存村，拍摄了50余张照片，完成了《葛存村——晋察冀新型的村庄》这一专题报道。在他全景式的记录中，包含了动员对象、生产小组会、修建沟渠、分工劳作等部分，并整理为专题剪贴本，充分体现其拍摄逻辑和编辑思维，用影像的形式将葛存村的生产模式塑造为具备推广价值的典型案例。
刘峰报道剪贴本《葛存村――晋察冀新型的村庄》（1943 ―1944）
“葛存村这一新型村庄轰动了全边区的军民，人们对这样一个稀罕的村庄，是非常羡慕的……看一看葛存村是如何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了‘耕一余一’的幸福生活，看一看辈辈受穷的人翻了身，看一看全村人都组织起来了……”[4]葛存村专题留存了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这段文字传递出刘峰对拍摄对象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将这种先进案例推广出去的愿望。深入群众中与他们建立共同的生活经验是刘峰的工作方法，这个专题在体现报道客观性的同时，也从个人情感出发给葛存村的生产实践赋予了象征性意义。《累累丰收，男孩的名字叫张起》展示了一个男孩身披丰收的玉米串，露出天真的笑容，照片借助孩子形象与丰收景象结合的方式，表现了开展生产走集体化之路充满希望。“……我在葛存村工作时，他每当见到了我，总是用他那柔软的小手紧紧的握住我不放松，他那浓厚的热情，使我充满了对他的爱……”[5]刘峰在工作中与这名男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转化为照片的灵感来源，手迹、文献让我们得以理清图像背后的情感流动与创作思路，成为解读摄影家生涯的有力支撑。葛存村专题照片由晋察冀画报社制成幻灯片，进行宣传观看，还以小型巡展的形式在部队及边区老百姓中展出，让葛存村新型农村的精神得到广泛传播。1943年5月，日军对狼牙山抗日根据地发动攻击，周围七十余村遭到扫荡。刘峰所拍摄的狼牙山专题中《救救孩子》等作品刊录于《晋察冀画报》，这也是刘峰抗战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救救孩子》以残败屋舍为背景，两个孩子一哭一悲的神情，将战火中的苦难展露无遗。刘峰的镜头聚焦于扫荡后的绝望、离散、伤痛，通过图像中的人物、空间、事件向敌军发出了控诉。对情态的敏锐捕捉，让他的作品具备了更直接的穿透力与感染力。刘峰在狼牙山地区战斗、生活了6年，将狼牙山作为自身生命经验与拍摄风格生成的地理坐标。刘峰在狼牙山的摄影实践中，有意识地进行了人物与情节设置，他的镜头记录了狼牙山老道救助“五壮士”中的葛振林、宋学义，拍摄了烈士塔从修建到落成。刘峰关注典型人物的叙事技巧，将狼牙山的故事塑造为一个情绪饱满又真切可触的革命专题。百团大战攻打井陉煤矿，我军前线指挥部，杨成武、肖应棠、 陈宗坤等亲临现场作战，1940年 刘峰1955年《再访狼牙山》的报道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刘峰通过照片寻访人物，并关注他们在新时代中的变化和发展。《救救孩子》中的“瓦罐”（许长有）已经结婚，并当上了村里的生产模范。他还找到了当年“五壮士”所在连队的连长、民兵英雄等。“进行采访中，必须依靠各级组织和群众，使他们成为采访工作的参与者；报道计划甚至成品都应听取他们的意见。……假若不是他们的热情帮助，别说发掘历史照片上的人物，就连了解狼牙山区的发展情况，都是非常困难的。”[6]两次报道跨过了十余年，从《晋察冀画报》到《解放军画报》，报道重心紧跟时代做出了响应，但对群众的认同始终作为创作线索，贯穿在了刘峰对狼牙山专题的长期关注中。摄影不仅是记录革命历程的媒介载体，也作为历史的动能参与其演进。随着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摄影工作既延续抗战传统，同时也转向新机制的建立。在此过程中，城市政策、社会运动接替农村与劳作成为新的摄影表现对象。张家口解放，军民同庆抗战后的胜利，1945年8月 刘峰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8月23日张家口宣布解放，这是我军抗战胜利后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刘峰随冀察军区部队进入张家口入驻宣化市。这一时期刘峰以张家口为原点，开始了城市摄影工作的探索。其间拍摄了大量照片反映部队战斗、训练、文化学习、文体娱乐、后勤保障等内容，他还记录了土改、国大选举活动、“四八”烈士公祭、新政府成立救济站救济穷人，老百姓和残障人有了工作，儿童们愉快健康成长，工人、农民、宗教人士等各界拥军支前等，让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后的全新面貌。刘峰通过照片完成了民主政策的具象化表达，这些专题之间的关联性能够让图像的叙事自洽的同时，将张家口的城市建设实践编排为一个可供解读和传习的样本。“子弟兵大哥”崔洛唐带领慰问团到绥远前线慰问，1945年 刘峰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摄影在政权能力与文化建构中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矛盾性质的转变，在战斗动员依然作为摄影工作“效用”的基础上，摄影话语由民族冲突下的对抗性表达生发为对政治文化主权的维护。刘峰作为战地记者随大兵团运动作战，参加了保南、保北战役、正太战役、大同和平解放等战役拍摄，报道部队先进人物和集体，新战士入伍与起义部队、张家口第二次解放后恢复生产、部队义务劳作支援地方建设等内容。其中《书写土地法大纲》《损坏东西要赔》《战士帮老百姓挑水》等作品充分发挥了图像易读的特性，建立了我军民主政治的视觉形态。刘峰对专题报道的驾驭能力使得战斗英雄、起义部队等题材成为战斗摄影报道中的宣传亮点，逐渐内化为一套适应现实需要的摄影范式。易家庄土改驻地的军队帮助书写土地法大纲，1947年 刘峰从1947年底到1948年春耕期间，刘峰作为《晋察冀画报》社记者，拍摄了大量反映易家庄土改的照片，有80多张存档。这个专题拍摄了土改中领导与民众的关系、民主选举、土改后的民众的生活改善等多个角度，还关注到土改中民众对封建思想的摒弃、民主政策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变化，还将焦守芝[7]这样的典型人物作为专题叙事主线，做到了层次丰富以小见大，用图像为土地政策的优越性做了直观的诠释。新中国的摄影一方面继承了战争时期的视觉传统，同时在新的时代需要下，也在探寻与之相匹配的摄影要素。构建国家形象是新中国摄影的使命，军队建设、时代新人、工农业生产等题材成为核心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年中，刘峰作为战地记者，拍摄了具有实证价值的八路军、解放军作战、生产运动、群众关系等鲜活的历史画面。新中国成立后，刘峰在摄影生涯的后30年中，依然身着军装，参与《解放军画报》社的筹建工作，随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进行慰问拍摄，多次在天安门的重大采访活动中负责拍摄任务，八次参加了国庆阅兵，拍摄全军群众性大比武大练兵运动，记录下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检阅我军训练成就的历史镜头，是十大元帅（叶剑英元帅）肖像拍摄者之一。刘峰在对摄影工作论述中有文：“不与人民一起生活，怎能谈到深入生活呢？”坚守革命传统，深入军队、工厂、群众之中是他的摄影工作理念，其间创作了大量富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时代新人影像。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刘峰带领工作组进行了拍摄记录，抓住事件的最高点，成功拍下象征着民族与国家力量的蘑菇云。《重走长征路》是《解放军画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组织的大型专题报道，刘峰是这个专题的重要参与者，他到当年红军长征的重要事件发生地，如瑞金、遵义、赤水、雪山草地、娄山关、腊子口、延安等，进行了深入采访。摄影理论工作上，刘峰著有《摄影基本知识》一书，论文多次表于摄影刊物，多次参加学术会议交流。刘峰通过摄影为军队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给《解放军画报》社和基层部队培养了大量的下一代摄影工作者。刘峰于1979年2月因病不幸离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授予革命烈士荣誉称号。他是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第一、第二届理事，生涯中有13幅摄影作品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览，15幅作品入选全军摄影作品展览或获奖。他留下的珍贵摄影作品，留存于军事资料中，被中国照片档案馆收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等机构也展出过他的作品。刘峰将相机作为武器，记录了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同时刘峰对葛存村、狼牙山、易家庄等革命专题故事的塑造则更是构建了战斗之外的摄影范式，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去解读这一段历史，也正因如此，刘峰的作品成为中国革命视觉档案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像刘峰这样从革命中走来的摄影家，他们以独特的图像制造与传播的方式加入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建立的历史进程，对他们的整个摄影生涯中拍摄图片的编辑及整理将是寻找其中意义的方法。图像以外，他们往往留下了生涯中的手稿、日记与通信，这些字迹中可以读取的是摄影家的创作动机、情绪流动，与图像形成互文，让照片在历史中被更精确地定位。时代剧变中，这些摄影家们选择削弱作品性，但是他们在完成宣传任务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作为创作者的身份认同。因此，在研究和判断刘峰以及革命时期的摄影家时，充分关注此类文献是非常必要的。刘峰的作品通过画报、展览的呈现，既归于历史的瞬间又参与到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中，一个个专题复现出摄影观看中凝聚的革命热力，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和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视角，或许在对他所塑造专题的传播与解读中，形成的那些无形动能，才是我们在历史语境下能给予刘峰的真正评价。此次能够对于刘峰先生的生涯展开回顾与讨论，是各方共同努力与支持的成果。刘丁丁、刘玲玲、刘兰兰、刘晓丰（均为刘峰之女）老师们长期以来将刘峰的作品、文献进行了高质量的数字化与编辑整理工作，并对刘峰的生平资料进行了考证、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她们所给予的支持是刘峰先生摄影生涯及其作品的价值在今天能够重新被提起，并通过美术馆、画册体系进行展示的关键。1. 顾棣，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下），太原：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p5742. 摘自刘峰《一个未毕业的学生》，原文载于《摄影网》新五期3月号1951年合订本3. 葛存村原名木厂村，位于河北省龙华县紫荆关山区拒马河畔，因在劳动英雄葛存的带领下开展生产运动，改善以往贫困局面，成为边区模范村庄，故群众不约而同将木厂村称为葛存村。4. 摘自刘峰《葛存村――晋察冀的新型村庄》剪贴本5. 摘自刘峰自制合影照片《他是我心眼里最爱慕的孩子――张起》文字手迹7. 焦守芝是一个家境贫困的农村妇女，土改时被选为贫农团代表、村代表，同时也是区代表。土改前他们一家是靠租地主的地交租子维持一家的生活，她有 4 个孩子，丈夫不幸病逝，生活就更加困难，土改后分到土地，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硕士在读，“刘峰摄影文献展”策展人。本文首发于《中国摄影》杂志2024年1月刊“红色影像档案”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