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2日，在法国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病毒带走了一位见证过历史的摄影师，他就是已经101岁高龄的雷蒙德·考切提尔(Raymond Cauchetier)。就在前一年，法国人还在通过“新浪潮”摄影展为他百岁庆生。他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约十年间为法国新浪潮电影所拍摄的剧照作品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他的身影曾经出现在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弗朗索瓦· 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贝特朗·塔维涅(Bertrand Tavernier)、雅克·德米(Jacques Demy)、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和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等新浪潮电影导演的片场。演员珍·茜宝(Jean Seberg)与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在香榭丽舍大街并肩漫步的画面已经成为了“新浪潮”的经典记忆。也许有人会认为，他的作品今天还能被我们看见是得益于法国轰轰烈烈的新浪潮电影运动，然而当我们翻开那段历史会发现，“新浪潮”之所以能够为我们所铭记，离不开考切提尔的摄影。“运气”似乎总是不太眷顾这位摄影师，他最重要的作品要么被雪藏，或者被毁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1920年。那一年的1月10日，雷蒙德·考切提尔在巴黎出生。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自小与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1931年，巴黎举办了盛大的世界博览会，那次也被称作“殖民地展览”，主要是宣传法国对外殖民的“丰功伟绩”。宏伟的柬埔寨古迹吴哥窟模型以一比一的比例在巴黎重建。11岁少年考切提尔通过厨房的窗户就能看见在巴黎灯火映照下的古塔轮廓，他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与老虎和大象一起在丛林中漫游冒险。似乎与摄影有缘，18岁的考切提尔通过填字竞赛赢得了一台徕卡相机，但由于母亲无法负担冲洗胶卷的费用，他不得不放弃领奖。1940年，未能抵御纳粹的铁蹄，巴黎沦陷。20岁的考切提尔骑着一辆自行车逃离巴黎，三年后，他加入了法国西南部的青年抵抗组织并投入战斗，1944年，参与了盟军解放巴黎的战斗。次年二战结束，他被招入法国空军部队。1951年，考切提尔被空军调往西贡(今胡志明市)——他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南半岛这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原因有些讽刺，因为越南人追求民族独立，已无法容下法国殖民者的存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军在越南北部展开了生死较量，法国也不断地向越南增兵。从考切提尔的回忆录来看，他并不认为那场战争与殖民主义有关，因为早在1946年，法国就已经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1]考切提尔甚至还在胡志明访问法国的时候负责向他推销法国的飞机。西贡位于越南南部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是一座在殖民经济中受益的繁华都市。考切提尔受命为法国空军提供新闻和广播服务，他的上级查辛将军要求他找一位摄影助理，但在那里并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求人不如求己，考切提尔买了一台禄来·福莱克斯相机——他的第一台相机，选择它是因为就算掉进湄公河，也可以快速晾干。于是，摄影成为了他观察当地自然人文的最佳方式，他在闲暇间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记录了当地的人文风情和自然风光。当然，他的摄影活动少不了对危险军事行动的报道，包括差点令他丧命的奠边府战役。奠边府战役，越南，1954 雷蒙德·考切题尔，图片源自网络
或许是性格原因，距离炮火很近的考切提尔似乎对他在战役报道取得的出色成就始终提不起太大兴趣，通过他照片中颤抖的机舱和火星四溅的枪口，我们难免会想起罗伯特·卡帕。但考切提尔对战争的残酷选择忘却，反而对“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社会、人文、古迹等特别感兴趣，通过他的“业余拍摄”，他与许多稻田里的农民成为了好朋友，也与当时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越南保大皇帝阮福晪成为了好友。在考切提尔眼中，老、越、柬三国的古代工匠不亚于任何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家，考切提尔始终将自己超脱于沉重的历史冲突之外。1954年，第一次印支战争结束了，越南南北分治。考切提尔选择留在了南越，并出版了第一套个人摄影集《印度支那的天空》(Ciel de Guerre en Indochine)，通过订购发行了一万册，版权收入则全部捐给了空军用于社会工作。日本人称他为“印度支那”最重要的摄影师，《朝日相机》杂志用了16页对他进行专题报道。美国著名的史密森尼学会博物馆为考切提尔举办了展览“越南的面孔”，数年间，这个展览在美国各地巡回展出。“珠宝”乘脚踏车在金边逛街，柬埔寨，金边，1950年代 雷蒙德·考切题尔，图片源自网络战火中幸存，摄影工作也小有成就，考切提尔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巴黎，希望能找一份摄影记者的工作，但一家巴黎刊物的主管轻蔑地告诉他，在法国能拍好照片的人很多，他们更看重的是是否有名家推荐。吃了闭门羹的考切提尔又回到了中南半岛，在他看来，这里似乎更能找到归属感。至少，少年时期梦想终于实现了，他穿越柬埔寨的丛林，拍摄了大量吴哥窟的古迹，还从海盗手中救下了一只濒死的幼年虎崽，起名“珠宝”(Bijou)。(珠宝的妈妈被海盗猎杀，另外三只虎崽被海盗溺死。)考切提尔常常抱着珠宝穿行于金边的闹市街道，他为它洗澡，拍摄照片，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由于柬埔寨没有人愿意收养老虎，最后他不得不把珠宝送回巴黎。《女人就是女人》，让·吕克·戈达尔与安娜·卡里娜，1960 年 雷蒙德·考切提尔1956年，考切提尔终于接到了来自法国的摄影工作的邀约，制片人让·保罗·吉伯特(Jean-Paul Guibert)发来电报，希望考切提尔能为导演马塞尔·加缪(Marcel Camus)正在越南筹拍的新电影《西贡逃亡者》(Mort en fraude)拍摄剧照，原因不是他赏识考切提尔的才华，而是这样可以节省一笔从法国请摄影师往来越南的路费。1957年，考切提尔通过这份短暂的工作正式涉足电影领域。根据考切提尔回忆，剧照的拍摄一般是演员和剧组在拍完一个镜头后，由剧照摄影师过来迅速按下快门，从这点来说，剧照工作是平庸的，就像他们的薪水一样平庸——通常是剧组里最基础的技工薪资水平。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工业里，演员和剧组每分钟都在烧钱，剧照拍摄就是要快、准、省。这份工作结束之后，考切提尔返回巴黎，正好赶上了一场革命的开端，一大批青年人(主要是电影理论家安德烈· 巴赞主编的《电影手册》杂志所聚集的50多位年轻编辑)开始把摄影机拿到街头，拍摄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者电影”——“新浪潮”出现了。
《祖与占》，1961 年 雷蒙德·考切提尔
“新浪潮”早期较为重要的作品，如特吕弗拍摄的《四百击》(1959)，戈达尔拍摄的《精疲力尽》(Breathless，1959)，都体现出了一种散漫、非连续性的、蔑视传统的特点。“新浪潮”所针对的“旧”指的是法国在1950年代改编自文学经典并且制作精良的片场电影，大量的投资把演员和剧组集中在影棚，编剧、导演、配音等分工明确。而“新浪潮”则不同，新浪潮导演以巴赞的电影理论为基础，同时也沐浴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洗礼，强调叙事方法的主观性与抒情性，强调实景拍摄，为了增强生活气息而收入大量现场环境噪音，有时会刻意采用长镜头、跳接等反传统的电影叙事手法，有些是即兴创作，主题大多集中在都市青年的现实处境、心里状态及两性关系上，投资也大多是低成本。当然，他们也会向默片时代的经典吸取营养，因此“新”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态度。宏观来看，新浪潮运动又超出了电影美学本身，它与美国的“垮掉的一代”英国“愤怒的青年”相呼应，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是青年人试图以“永远年轻”来抵抗现实中理想的幻灭:他们刚刚经历二战，法西斯垮台后留下满目疮痍的废墟，法国又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遭遇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抗，输得灰头土脸，整个欧洲社会都弥漫着陈腐而僵化的气息。
《精疲力尽》，戈达尔工作照，1959 年 雷蒙德·考切提尔
《柔肤》，特吕弗工作照，1963 年 雷蒙德·考切提尔
这些种种挫折感，考切提尔都亲身经历且感同身受——他始终没能如愿成为摄影记者。他被介绍去拍摄“照片小说”，一种照片叙事与文字对白结合的类似于连环画的低成本照片故事。在这一过程中，他发挥出了他对于摄影图像的叙事把控能力，完成了大量的拍摄。随后，在制片人乔治·德·博雷加德(Georges de Beauregard)的邀请下，他开始为戈达尔的《精疲力尽》拍摄电影剧照，这是他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在为戈达尔拍摄电影剧照的过程中，考切提尔并没有把自己当做是例行公事的局外人，而是将戈达尔的工作态度贯彻到了自己的拍摄中，因此他的剧照远远超出了剧照的要求。由于新浪潮电影成本低，强调融入现实环境，电影拍摄现场没有传统电影片场的滑轨等移动设备，因此，戈达尔扛着摄影机坐在轮椅上拍摄，由工作人员手推位移，这个场景被考切提尔记录了下来。相似的场景还有戈达尔指导的电影《再见菲律宾》的工作场景，有趣的是，剧组利用一辆雪铁龙轿车来代替滑轨，由于需要增加重量以维持稳定，除了摄影机之外，这辆小轿车上总共搭载了9个人，这是“新浪潮”剧组独有的一道“风景”。考切提尔是这样回忆:“只要重量足够，车胎是扁平的，这便是替代传统滑动台架的理想选择。《精疲力尽》，珍·茜宝与让·保罗·贝尔蒙多，1959 年 雷蒙德·考切提尔考切提尔还利用自己的经验重建戈达尔所暗示的经典时刻，一次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长镜头俯拍过程中，戈达尔让演员茜宝给了贝尔蒙多一个甜蜜的吻，考切提尔利用休息的空档组织两位演员再现了这一画面，他利用中近景拍摄了亲吻的特写，这一画面如今已经成为了该电影的标志性画面，尽管这个画面实际在电影中并不存在。由于戈达尔的拍摄强调对生活的渗透性，这是新浪潮电影的典型特征，导演对现场人群不加管控，因此拍摄期间即使用布盖住摄影机，人群还是会很快围上来。这种情况下，剧情拍摄的时间非常紧张，剧照更是无法正常拍摄。考切提尔还是利用休息时间让演员与他一起对电影画面进行重现，例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茜宝和贝尔蒙多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漫步的经典画面。此刻的剧照摄影师就像导演一样对演员进行调度，只是没有配音和连续的运动。这一成果得益于他大量的“照片小说”的拍摄经验。《精疲力尽》，珍·茜宝与让·保罗·贝尔蒙多，1959 年 雷蒙德·考切提尔考切提尔观察到了导演戈达尔拍摄电影的不同之处:他只有一个大纲，没有剧本，大多是拍摄前一天即兴创作，或者与演员临时商量。这与计划周全的传统片场电影截然不同，为此，制片人与戈达尔发生了争执，这一场面被考切提尔拍了下来。可见，他的工作已经超出了剧照摄影师的范畴，成为了一个新浪潮电影运动的纪录者和见证人。或许对于一名剧照摄影师来说，考切提尔拍得太“多”了，制片人博雷加德将其解雇。对此，考切提尔认为，在电影史的书写中，对新浪潮的记录不应该仅仅止步于传统的剧照拍摄，还应该将电影的拍摄方法和经过也记录下来。《天使湾》，让娜·莫罗，1962 年 雷蒙德·考切提尔由于剧照的薪资水平始终较低，考切提尔最终离开了电影剧组，专心致力于照片小说的拍摄。这种低成本拍摄使得考切提尔的营收状况有所好转，但不久之后，这笔生意又被经销商破坏了。1967年，考切提尔再次返回中南半岛，一年后，法国电影的新浪潮运动结束，考切提尔在当时并没有获得这些剧照和工作照的版权，这些照片被电影制作公司封存。再次回到柬埔寨，考切提尔获得了隆重的礼遇。国王西哈努克当时正在推进一项宣传本国旅游项目的文化工程，他委托考切提尔对包括吴哥窟在内的柬埔寨古代遗迹进行系统性拍摄。考切提尔如同考古学家一般为这一项目拍摄了约3000张精致的照片，这些照片被西哈努克视为国宝锁在一个专属箱子里。西哈努克还希望考切提尔能长期留在柬埔寨，帮助建立一所摄影学校，这一请求被考切提尔婉拒了，因为他已经与日本未婚妻订下了婚约，他不想被约束，渴望自由的生活。1970年柬埔寨发生政变，西哈努克流亡海外，武装分子觊觎他箱中的“国宝”，便用炸弹炸开了箱子，就这样，考切提尔拍摄的3000张照片化作了灰烬。1975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考切提尔和妻子游历欧洲各国，在挪威、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等国拍摄了大量中世纪的雕塑，总计约三万多张照片，他的足迹遍布大大小小的教堂、修道院和村庄。考切提尔希望这些照片能够为一些大学的研究带来启示。1992年，法国通过的最新版权法使得考切提尔终于获得了他在“新浪潮”时期所拍摄照片的所有权。2010年，考切提尔在伦敦举办了个展，2015年出版了他的画册《雷蒙德·考切提尔的新浪潮》。考切提尔的作品为法国乃至世界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考切提尔见证的历史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他有着清澈的眼神，过着漂泊的人生，晚年回到了法国，回到了他出生的那间公寓，如同一朵浪潮中缓缓归岸的浪花。考切提尔曾经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作品在满是灰尘的纸盒中等待了四十多年才得到认可，时间太长了，但令他庆幸的是，摄影让他成为了这一重要电影运动的见证人。本文图片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曾在2020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20.11.27—2021.1.3)中展出，致谢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1] 1946年3月6日，法越签署“三·六协定”，这是胡志明当局利用引入法军驱逐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后驻留在越南北部的蒋介石军队的权宜之计，而法国也想利用胡志明的诉求维持其殖民利益，协定包括法国向越南派驻军队并受到友好接待，及越南加入法兰西联邦，条件是法国通过放弃在华权益交换蒋介石政府从越南北部撤军。通过该协定，胡志明成功“请”走了蒋介石的军队，而法军则趁机在越南南方集结，当年12月，双方反目，随即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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