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公园中的家庭时光）， 2019 年 泰勒·米切尔 ©Tyler Mitchell, 由艺术家和纽约 Jack Shainman 画廊提供自从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1516年出版《乌托邦》（Utopia）以来，世人一直将乌托邦当作充满理想却难以实现的目标加以追求。2021年年初以来，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展出的美国年轻摄影家泰勒·米切尔（Tyler Mitchell，1995-）《我可以让你感觉良好》（I Can Make You Feel Good），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的美国女摄影家迪安娜· 劳森 (Deana Lawson, 1979-)的《熵》（Entropy）, 以及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展出的美国摄影家达乌德·贝（Dawoud Bey，1953-）的《美国项目》（An American Project）都向人们展示了美国黑人艺术家创作的富有乌托邦理想的摄影作品。在美国，黑人作为被摄对象以及他们的摄影创作和成就长期被主流社会忽视。如果查阅美国摄影史，会发现从摄影术发明之初到19世纪末期间，只有社会改革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约1817-1895）是被拍摄最多的黑人。道格拉斯本人曾经是奴隶，在逃脱奴隶制之后，他成为了美国全国废除奴隶制运动领袖之一，并著书立说，同时在美国各地演讲，倡导废奴。最终，他被提名成为美国首位黑人副总统竞选人。因此，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少他的照片。但总体来说，无论是在艺术摄影或商业摄影方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之前，美国黑人很少作为被摄对象呈现。非洲裔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1913-1994）曾在1953年出版一本题为《隐身人》（Invisible Man）的小说，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位美国黑人如何寻找自我身份但在社会上始终有被忽视、不存在的感觉。而在20世纪，可能只有两位美国黑人摄影家最为著名。一位是罗伊·德卡拉瓦（Roy DeCarava, 1919–2009)，另一位是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1912-2006）。他们都曾通过摄影作品反映埃里森笔下黑人在美国社会的感受。德卡拉瓦十分重视暗影在其摄影作品中的效果，往往将黑人被摄对象放置在幽暗的画面中，以表达黑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帕克斯的黑白摄影作品也强调这种效果，他的一幅题为《显身人》（Emerging Man）便是表现一位黑人从下水道井盖中刚伸出半张脸的照片，与埃里森的《隐身人》相呼应。无题（帽子）， 2018 年 泰勒·米切尔 ©Tyler Mitchell, 由艺术家和纽约 Jack Shainman 画廊提供为了相互支持，一批美国黑人摄影家于1963年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名为“卡曼格（Kamoinge）” 的摄影社团，“Kamoinge” 在肯尼亚基库尤语中意为“一群共同行动的人”，他们交流技巧，评论彼此的作品，用相机记录了美国黑人社区和文化的影像，并见证了黑人民权运动和以纽约黑人居住区哈莱姆命名的黑人艺术运动“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但他们没有采取新闻报道摄影形式，而是将摄影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在1960年代早期，摄影并未作为艺术形式而被广泛接受时，他们就有意识地在作品中表现抽象和超现实主义的意象，使他们的照片叙述具有诗意。这个团体的摄影家认为，他们比起局外人更能展现黑人生活的真相，能更好地讲述黑人的故事，以便破除新闻摄影中将黑人社区描绘成充满暴力、毒品和贫穷等陈规定见。然而，直到最近十年，美国各地美术馆一直没有给予黑人艺术家尤其是摄影家作品应有的重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曾在美国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时，于1969年举办了一个题为“我心中的哈莱姆——美国黑人文化中心（1900-1968）”展，其中除了展出黑人摄影家詹姆斯·范德泽（James Van Der Zee， 1886-1983）摄影作品之外，居然没有任何其他黑人艺术家作品参展。因此，该展览受到黑人艺术家的抗议。虽然在1970年代之后，涌现出不少黑人摄影艺术家，其中包括卡丽·梅·威姆斯（Carrie Mae Weems，1953-）、罗娜·辛普森（Lorna Simpson, 1960-）、格伦·利根(Glenn Ligon, 1960-) 和拉托亚·鲁比·弗雷泽(Latoya Ruby Frazier，1982-) 等，但直到2014 年，古根海姆给予卡丽·梅·威姆斯的个人回顾展，算是美国主流美术馆首次举办一位黑人摄影艺术家的大型摄影个展。随着2013年在美国兴起“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来，尤其是2020年5月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使用暴力致死之后，美国艺术机构开始重新审查各自在管理人员和策展人配备、黑人艺术家展览和收藏方面的工作。不少艺术机构发现它们的确长期忽视了黑人及其艺术在美术馆的代表性，并纷纷举办黑人艺术家作品展览。这些艺术家作品的展览确实是来得太晚。卡丽·梅·威姆斯曾在2006年创作了一个“博物馆”系列，她本人站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美术馆对面自拍，表现出黑人艺术家被美术馆拒之门外的感受。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举办的泰勒·米切尔《我可以让你感觉良好》展览展出了这位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美国年轻黑人摄影家摄影及视频装置作品。米切尔出身在亚特兰大郊区一个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家庭。9年级时，他购买了一台佳能数码单反相机，并开始自学拍摄和编辑滑板视频，记录周围青少年滑板群体的日常生活场景。之后，米切尔在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主修电影摄影专业，期间他选修了摄影系主任美国非洲裔摄影艺术家和评论家德博拉·威利斯（Deborah Willis， 1948-）开设的探讨影像作品如何表现黑人美的课程，给予他很大启发。无题（蓝色男孩），2021年 泰勒·米切尔 ©Tyler Mitchell, 由艺术家和纽约Jack Shainman画廊提供他经常看到美国摄影家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1943-）和瑞安·麦金利 (Ryan McGinley, 1977-) 拍摄的性感、年轻、有吸引力的白人青少年的摄影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白人总是自由自在。然而，他很少看到黑人享受这种自由的照片。因此，他感到一种紧迫感，要拍摄把黑人想象成自由、敏感和有表现力群体的摄影作品。他回忆说，他当时的目标是“将黑人乌托邦的模样或可能的模样可视化。人们说乌托邦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我喜欢摄影带来的可能性。它使我能够做梦，并使这个梦变得非常真实”。米切尔还深受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1968-) 和薇薇安·萨森(Vivian Sassen,1972-) 跨越商业摄影与艺术摄影之间的作品启发。他注意到这两位摄影家不仅深谙如何拍摄受委托的时尚摄影，而且会在他们拍摄的这些照片中融入某种自我想表达的情感和暗喻，使得他们的这些照片游移于商业摄影与个人作品之间。因此，米切尔在接受美国马克·雅克布斯等品牌委托拍摄的商业广告照片时，也有意识地采用非洲裔和拉丁裔黑人模特，以展示黑人的美丽和特性，同时，他将肖像、纪实摄影和时尚摄影等元素揉入商业摄影中，使得他的摄影作品兼具不同摄影样式并独树一帜。2018年，年仅23岁的米切尔应邀为美国《时尚》（Vogue）杂志拍摄美国非洲裔著名歌手碧昂丝（Beyoncé），成为其创办126年以来作品荣登其封面的首位黑人摄影家。无题（团体呼啦圈舞）， 2019 年 泰勒·米切尔 ©Tyler Mitchell, 由艺术家和纽约 Jack Shainman 画廊提供从这次在国际摄影中心的展览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身穿不同颜色服饰的黑人青年或是在玩滑板、呼啦圈或风筝等娱乐活动；也能看到他们躺在铺着一块格子塑料布的草地上野餐后小憩的画面；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十分端庄、自信地面对观众的肖像。从这些照片中，黑人青年与其他族裔的青年一样，同样有着追求自由、奔放、安静、自在的理想境界，而且，同样能够表现出性感、自尊、神秘和诱人的感受。米切尔往往会拍摄几位青年模特在同一个地点共同享受同一个瞬间，来表现群体相互友爱的意象，也会拍摄个别模特的肖像，并以色彩鲜艳的服装和帽子表现个体的形象。他的作品既注重细节和眼神，又开放自然；既讲究对称和色彩，又敢于大胆突破。该展览还有两个视频装置作品，分别题为《田园般的空间》（Idyllic Space）和《追逐粉色，发现红色》（Chasing Pink, Found Red）。前者是用动态影像的形式展示几位黑人男子如何在闲暇中玩滑板、捉迷藏和潜水，放飞自我。该短片播放在展厅的天花板上，展厅现场有几个坐垫，作者希望观众能躺在坐垫上放松地观看该影片，同时思考这些黑人为何能够如此享受生活，而现实生活中，美国黑人男子却常常面临被白人警察盘问甚至捕捉或枪杀的威胁。米切尔在制作该影片时，便想到美国一位12岁黑人男孩在家附近的一个公园玩塑料手枪，结果警察误认为是真枪，便将这个男孩枪杀的事件。该影片试图提醒观众，黑人一直被剥夺了这种自由自在享受生活的权利。沃尔瑟姆斯托的男孩们， 2018 年 泰勒·米切尔 ©Tyler Mitchell, 由艺术家和纽约 Jack Shainman 画廊提供另一部视频作品分别放映在三个不同荧屏，展示几位黑人男女青年在公园中野餐，玩游戏和露营，同时，音响中不断播放米切尔通过他的Instagram社交媒体收集的许多黑人男女青年讲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歧视和威胁的经历。米切尔称这种经历是“微型心理创伤 (micro-trauma)”，是留在黑人青年内心深处的创伤。他通过拍摄黑人青年自由享受生活的场景画面，与黑人青年遇到的各种心理创伤作为对比，既让观众思考黑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种种不公正，同时，也展现对黑人乌托邦的寄望。《我可以让你感觉良好》是他本人的一个告白。对他来说，作为一个黑人，即使在美国社会充满族群矛盾和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现象之时，仍然需要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迪安娜·劳森的摄影作品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在通过拍摄黑人肖像追求黑人乌托邦理想。她的肖像作品聚焦在黑人家庭生活中的亲密关系、以及各种源于非洲的仪式和服饰的细节，来反映黑人群体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友爱。这些肖像作品看似随意抓拍，实际上是经过精心安排并用中画幅或大画幅相机拍摄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既性感又有尊严，同时，也暗含对美国黑人与祖辈遭受的被奴役历史以及他们在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经历和现状的指涉。劳森的摄影作品曾入选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2011 年“新摄影”，她还荣获 2020 年古根海姆美术馆“雨果·博斯（Hugo Boss）奖”，以奖励她的摄影作品对当代艺术做出的重要贡献。巴灵顿和父亲，2021 年 迪安娜·劳森 ©Deana Lawson，由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提供劳森出生在美国柯达公司总部所在地纽约罗切斯特。她的祖母曾经是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的家佣，而且，其母曾在柯达公司担任行政秘书工作。似乎她的家庭与柯达公司的渊源注定使得她成为一名摄影家。然而，她上大学时曾想主修商业管理专业。但是，劳森的父亲从小给她及其孪生姐姐拍摄的照片以及家庭相册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一直想成为摄影家的想法促使她在大学二年级选修了一门摄影课，却惊讶地发现找不到太多关于黑人摄影家的文献资料。在老师的启发下，她开始研究黑人摄影家罗娜·辛普森和卡丽·梅·威姆斯的作品，并决定选择摄影作为终身追寻的事业。在大学以摄影专业毕业后，她又选择到罗德岛设计学院攻读摄影美术硕士。由于出身在劳动阶级家庭以及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背景，劳森从开始创作时，便对底层阶级和黑人族裔这两个主题感兴趣。她从家庭照片寻找灵感，开始拍摄她所遇到或认识的劳动阶层的黑人肖像。她始终相信，摄影是能够将自我投射到被摄者的媒介。她从黛安·阿勃斯的作品得到很多启发，并相信阿勃斯对照片与被摄对象之间差异的论断，认为被摄对象比照片更加复杂。劳森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想象，利用摆拍将她所观察到被摄对象的精神状态与室内背景中可能产生暗喻的细节呈现在她的作品中。因此，她会到旧衣店购买一些服装和道具，并让合适的被摄者穿上，或将一些道具挂在墙上，却让照片难以看出摆拍的痕迹。正是通过这种导演的方式，劳森拍摄出许多能反映这些黑人与家庭、爱情、自我身份和黑人文化的关系。尽管其中不少被摄者平时可能需要从事辛苦的手工劳动，而且这些被摄者房间中家具或装饰大多破旧，甚至零乱，但从他们的眼神和肢体语言能够看出，他们是自信、坚定或高贵的。这些作品集肖像摄影、纪实摄影、家庭照、记忆、梦想为一体，彰显了黑人特有的美。当观者观看这些放大到等身高的巨幅照片时，能够感觉到它们充满着能量。劳森之所以将这次在古根海姆的展览主题定位《熵》，因为她认为正如热力学理论所示，摄影媒介也能将混乱的事物变成有机的秩序。宣誓，2013 年 迪安娜·劳森 ©Deana Lawson，由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提供劳森特别感兴趣探讨自己的非洲裔血统。除了主要在纽约拍摄非洲裔美国人后代之外，她也拍摄散居在美国各地的非洲裔族群（diaspora），甚至前往非洲刚果和埃塞俄比亚以及中美洲牙买加和海地拍摄当地的黑人。一方面，她想打破地域和时间来体现非洲裔黑人的整体精神面貌，另一方面，她也想表现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故事。因此，在刚果期间，她专门请来一对男女黑人赤身在一片森林前拍摄了一幅题为《花园》的作品，仿佛这是传说中的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以此寄托对黑人乌托邦的想象和再现。劳森曾说过，一旦她的脑海里出现一幅影像，她一定会想方设法将这个影像转变成作品。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加上她在现场即兴的想象力，在过去 15 年里，劳森拍摄了一系列非洲裔黑人的肖像作品，她常常让被摄对象半裸或全裸呈现，但他们很少让人有脆弱或胆怯的感觉。相反的，劳森总是能够让她的被摄对象回到自信的状态，并能将他们的形体和内心中强有力的状态提炼出来，体现在她的作品中。因此，她的系列肖像作品颠覆了以往黑人在作品呈现中被视为他者的消极被动形象，形成了关于黑人形象的独特叙述语言。达乌德·贝的摄影作品也是旨在改变对黑人形象的再现。他在16岁观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我心中的哈莱姆”展览时，便深刻意识到，艺术再现对于族群形象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博物馆等机构空间中。达乌德·贝从 1970 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和开拓如何利用摄影媒介呈现黑人形象、文化和历史等主题。他深入研究摄影的工艺、过程和材料，以便达到每个系列作品在形式、美学和观念方面的目标。他认为摄影不仅是一种个人表达形式，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行为，强调艺术家和艺术机构需要在促进社区参与涉及他们的各项问题对话方面持续做出努力。纽约布鲁克林区富尔顿街与华盛顿大道交界的一位妇女， 1988年 达乌德·贝，©Dawoud Bey, 由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提供
自 1975 年开始，达乌德·贝经常到哈莱姆拍摄各种不同职业、年龄和场景的黑人生活照片。他深受黑人摄影家詹姆斯·范德泽在其照相馆拍摄黑人肖像的影响，因此，在开始摄影创作时，他就更多采取在街头摆拍肖像而非抓拍人像的手法。他希望将黑人的各种复杂面向反映在作品中，以打破以往对黑人的刻板形象。经过5年的创作，他于 1979 年在哈莱姆专门展示黑人艺术的“工作室博物馆”（Studio Museum）举办了该项目作品展览，使得这个黑人社区的居民能看到他们自己的形象。达乌德·贝认为这种将黑人社区给予创作灵感的作品返回到黑人社区的做法，是艺术家通过将自己的作品回馈给该社区并与社区族群互动的良好方式。在自行车上休息的男孩，纽约阿米蒂维尔， 1988 年 达乌德·贝 ©Dawoud Bey, 由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提供
在使用135相机拍摄10年后，达乌德·贝于1988年尝试4×5相机创作新项目。他对传统街头摄影的伦理进行反思，认为街头摄影是以牺牲被摄对象为代价赋予摄影师特权，并寻求与他的被摄者建立更公平、对等的关系。因此，他决定使用宝丽来55型胶卷拍摄，以便能将这种胶卷拍出的即时照片送给被摄者，将底片留给自己放大。他始终用平视的视角让被摄者与他对视拍摄，以便让被摄者的目光能与观众的目光平等相遇，呈现出被摄者自信和自尊的精神面貌。他采用这种拍摄方法到纽约布鲁克林街头拍摄了一组以黑人青年为主的肖像系列，因为他认为年轻人的外表和服饰最能反映一个社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这组作品既能看出摄影师对被摄者的同理之心，又能看出被摄者对摄影师的信任。马丁娜和伦达， 1988 年 达乌德·贝 ©Dawoud Bey, 由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提供1991年，达乌德·贝开始使用20×24英寸超大画幅宝丽来相机在室内拍摄肖像。同时，他进入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摄影硕士专业进修，该学院擅长鼓励学员思考如何利用摄影媒介将自己的理念转变成艺术品。宝丽来大型相机使得他能进一步放慢拍摄速度，更多思考如何利用影像来多角度地呈现被摄者，结果他创作了一个由多张照片组成一幅肖像的系列，让观众能够在一幅作品中看到不同瞬间拍摄的同一位被摄者的肖像。1992年至2006年期间，美国各地多家艺术机构邀请达乌德·贝作为驻地艺术家。他利用这个机会和资源在多所美国高中拍摄了不同族裔年轻人的肖像，并用这些年轻人的自述作为他们肖像的图说。该系列作品让观众不仅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美国年轻人的精神面貌，而且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心声。
梅斯·梅纳菲和卡桑德拉·格里芬，阿拉巴马伯明翰， 2012年 达乌德·贝©Dawoud Bey ，由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提供
自2005年开始，达乌德·贝曾先后7次到阿拉巴马州伯明翰采访1963年9月15日美国白人至上分子炸毁该城市第16街黑人教堂事件中的幸存者，并对该事件进行了大量研究。2012年，他拍摄了十几位与当年在该事件中死亡的六位男女青少年同龄人肖像，并拍摄了比这些罹难者大50岁的成年人肖像。2013年该事件50周年之时，他在曾经每周只允许黑人参观一天的伯明翰艺术博物馆展出这两组肖像并置的作品。该项目让观众能够思考假如当年不幸死亡的这六位青少年还幸存的问题，并表明达乌德·贝能够利用摄影媒介达到使得观众回到过去又能拉回到当下的效果。达乌德·贝在2017年创作的最新一部作品题为《夜晚温柔地来临，一片黑暗》（Night Coming Tenderly, Black），是反映当年奴隶从南部逃往北部时曾利用一条通道争取自由的场景。作者到历史遗址的当地拍摄了一组风景摄影作品，并将这组作品处理得暗黑，观众需要不断移动身体与作品的距离和角度，才能看清画面中的一些模糊细节，并想象当年黑奴逃亡的情景。虽然没有人物在这部作品中出现，却让观众始终感觉到人物的在场。这部作品不仅是达乌德·贝对他的祖先和前辈黑人摄影家的致敬，而且也表明作者真正达到了利用摄影媒介再现美国黑人历史的目的。
无题 #20（农舍和栅栏），2017 年 达乌德·贝 ©Dawoud Bey, 由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提供
达乌德·贝、泰勒·米切尔和迪安娜·劳森的作品，都及时提出了如何再现黑人形象和如何呈现美国的关键问题。在美国摄影史上，有许多摄影家创作过关于美国的摄影项目，但这些项目大多是由白人摄影家完成的。而这三位黑人摄影师却试图提出以下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否还应该有其他美国族裔的摄影家视角再现的美国影像？这三位摄影艺术家以各自不同方式创作的关于黑人的影像作品的确改变人们对黑人形象、文化和历史的传统认知，让我们真正意识到黑人族群与其他族群一样，有他们对乌托邦式生活理想的追求，并让我们看到黑人族群所具有的各种复杂面向。而且，也让观众和艺术机构反思他们自身是否对黑人艺术家作品存在偏见和歧视。美国各艺术机构近年持续举办许多黑人艺术家作品展览，相信能够弥补艺术史上关于该族群艺术家贡献的篇章。我们期待着看到更多黑人及亚裔等其他少数族群艺术家作品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