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 长城，不是一堵墙
在宁夏盐池一座废弃的长城城堡兴武营附近，一群少年好奇地向我询问着北京的八达岭。在他们看来，长城应该是像八达岭那样的，他们身边的那些破败的土长城算不上是真正的长城。面对这些纯正的长城后人的自我否定，我感到有些吃惊。 可是长城距离自己又有多远呢？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长城”是一个熟悉的字眼，却是一个陌生的命题。拍摄长城这样的选题，听起来是个愚蠢的想法。关于长城的影像已经太多了，展现其雄奇壮丽的风光图片随处可见。但很少有摄影人关注那些真正的长城子民。能让美国总统唏嘘不已的八达岭，能吸引无数摄影发烧友起早贪黑的金山岭，并不是这座古代庞大军事建筑的全部。而观察和感知那些生活在长城边的人，才能引导我们理解真正的长城。这种拍摄可能会是一个信息庞杂的视觉记录，可能会是一些思考有关我们和历史关系的碎片，可能会是我们了解自己民族、了解当下社会的一手素材。 在山西省偏关县寺沟村，一户人家正在夯土建造的长城墩台下犁地、撒种。这里主要种植土豆和杂粮，当年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年轻人多数都外出打工，妇女和年长的男人成了主要劳力。 2006年 赵青 山西大同宏赐堡，在外打工的儿子帮助父母干农活儿。宏赐堡村一带烟囱林立，附近曾有炼焦、化肥、碳素企业10多家。 2007年 赵青 在明代长城的终点甘肃嘉峪关城下，当地人正在风沙中等待游客骑乘他们的马匹和骆驼。游人同骆驼合影的费用是一次5元钱。 2006年 赵青 于是我决定去拍自己的长城，拍那些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主要关心那堵墙。我曾看到过摄影师麦克·山下拍摄的有“人”的长城，但那些照片都是基于《美国国家地理》式的品位、视角和方式。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外国人，他恐怕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情感，无法达到中国人对此的切肤认识。从2006年起至2011年，我把拍摄长城作为了个人项目，开始断断续续地在明长城两侧反复拍摄。长城长且偏远，交通不便。我游走在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等长城沿线的城堡关隘、城市乡村。明长城沿线重要的城堡关隘，我大都不止一次拍摄过，可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寻找到更有意义的画面。 在有600多年历史的河北山海关古城，行人从一处城墙下穿行。从2003年底开始，山海关启动了投入近20个亿的古城保护开发项目，城内一半居民迁出城外。 2006年 赵青 我努力记录下长城边的那些农民、矿工、小贩和游客，试图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真正理解长城的影像。黑白胶片的记录可以去掉那些人为赋予在长城身上的色彩，这似乎才更接近它的本质。我希望，这既是我自己的长城，也是真实的长城。 在不少人眼里，长城几乎就是一个精神符号。不过，它的象征意义太明确太强烈，以至于我们漠视了长城本身。除去那一小段能给我们带来民族自豪感的坚固壮美的城墙之外，似乎没有人愿意关注它的其他部分，更没有人愿意理会那些生活在长城之下的活生生的人。我们仍然供奉着一条被神化的万里长城，但这样的长城是不真实的。今天的长城，实际上是和复杂、过去、废弃、沙尘、贫瘠、反思这些词联系在一起的。 山西河曲，在黄河边新发现的一处石头城堡上，63岁的马福善正用“步”丈量周长。他退休前是山西省河曲县的博物馆馆长。这位从小生活在长城脚下的老人认定，这个城堡就是昔日长城上的一处要 塞。 2006 年 赵青 雪后的辽宁丹东虎山长城，这里是明长城的真正起点。 2007年 赵青 如今有些农民的家仍然嵌在城墙里，没有什么人比他们同长城的关系更近。他们的祖先一砖一瓦地修建了这堵墙，他们为了生存为了遮风避雨又拆掉这些砖瓦。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的现代人跑去斥责他们，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保护文物。这是不是有些肤浅？要知道，当年相当数量的长城是用来拱卫京师的。我想，他们这些长城子民的存在，似乎才使得这古老的墙体没有死去，才使得被荒弃的长城依然活着。 在我看来，长城不是一堵墙。它不能割断历史与现在，不能割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能割断战争与和平，不能割断高高的国家符号与世代居住于斯的百姓，不能割断保守与开放、贫穷与发达…… 辽宁省绥中县九门口长城上，几位向游客贩卖水果的当地农民翻进城墙。这样，他们就可以免去登长城的门票了。 2006年 赵青 山海关东罗城内新修整的瑞莲阁公园，一位女士正踩着塑料球在水中嬉戏。 2010年 赵青 在我的镜头中，长城是纽带，是线索和载体。我们通过它的引导，可以看到偏远恶劣的环境，看到贫困的百姓，看到富裕的游客，看到沿线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嬗变的轨迹。因此，长城在今天的意义，更多在于融合、连接，在于它的开放性，而非割裂。 赵青 高级编辑，曾任《中国青年报》视觉中心主任，目前任职于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中国摄影家协会策展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秘书长。曾获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一等奖、索尼世界摄影奖（SWPA）专业组入围奖等。作为图片编辑，曾获中国新闻奖一、二、三等奖，中国新闻摄影“ 十佳图片编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