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上的桥，宁波附近，1878-1880 年 杜德维 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具有2500多年历史，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保存了绚丽多彩的自然人文景观。在古今中外无数摄影师的镜头下，它一直是被深情凝视的对象。与大多数中国早期影像一样，中国大运河的最初影像，也是由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方来华的外国人拍摄的。但是在19世纪中叶，大运河河道堵塞、年久失修，航运能力日益下降。特别是1855年6月，一直从江苏入海的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穿过运河夺大清河由山东入海，导致运道补水不足，进一步导致通航困难，南方漕粮逐渐改由海运至天津。内外交困的清廷此时已经无暇顾及运河之事，加之铁路运输开始兴起，大运河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虽然长城、运河都是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人类工程奇迹，但在西方人眼中，大运河远不及雄伟、壮观的长城那么富于吸引力，他们很少把目光投向大运河，记录这一古老的水利设施的衰落身影。较早系统而全面地拍摄中国的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JohnThomson，1837-1921）或许是一个典型例证。自1868至1872年，汤姆逊作为职业摄影师一直在中国各地游历、拍摄。其代表作四卷本《中国和中国人影像》收入200幅照片，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民众展现了中国的风光建筑、人物肖像，以及他对中国市井社会、人文风情细致入微的观察。不过，这部摄影史上的经典影集仅仅在介绍镇江金山寺时稍带提及大运河，却没有给出哪怕一幅运河影像。大运河里满载木材的船只，1918年 西德尼·戴维·甘博 摄汤姆逊对运河的忽视，是当时运河衰落命运的写照。作为整体的运河在晚清时期已经断航，但在部分河段，运河仍在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江之南的江南运河以及江北的里运河、中运河，仍是地方物资交通、人员交流的重要航道。也正因如此，早期西方摄影师们像汤姆逊那样完全避开运河，事实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夹杂着许多与运河有关的影像。最早的运河遗产影像可能来自法国商人丹尼斯·路易·李阁郎（DennisLouis Legrand，1820-？），他于1856年来到中国，以上海为中心，同时拍摄了周边的苏州、宁波等城市。他有关苏州虎丘塔（现为大运河遗产点）的照片大约拍摄于1859年，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运河影像。1865年，美国人爱德华·杜德维（EdwardBangs Drew,1843-1924）来到中国，受雇于中国海关总署，任福州和宁波的税务司。此后30年，他几乎一待在中国，在闲暇之时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中国的风土人情，其中包括不少宁波运河上的桥梁、水闸、水道的照片。而英国军官J.C.沃森少校（Major J. C. Watson，1834-）在1865年拍摄的宁波附近的三板桥，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浙东运河桥梁的照片。而英国摄影师亨利·坎米奇（Henry Cammidge，1839-1874）于1870年左右拍摄的吴门桥、宝带桥大约也是最早的关于苏州运河的照片。此后，法国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èdouardChavannes，1865-1918）于1907年拍摄了京杭大运河的多幅照片；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年-1968年）于1918年记录下大运河里满载木材的船只；澳大利亚摄影师斯坦利·格雷戈里（Stanley O.Gregory，1902-1955）于1920年代拍摄了不少苏州附近运河的照片；1933年，德国摄影师赫达·莫里循（Hedda Morrison，1908-1991）来到中国，她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北京运河的照片。杭州太平桥，见《中国十八省府》杭州篇 维尼·J. 李（李薇妮）摄美国地理学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Edgar Geil，1865-19）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摄影家，他自190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其后数十年间数次来中国考察，连续出版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4），《中国长城》（1909），《中国十八省府》（1911），《中国五岳》（1926）这四本有关中国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了他精选的400多幅照片。以盖洛考察中国之雄心（他本来还计划走遍黄河全程，因上游发大水而不得不作罢），大运河却未成为他的专题考察对象，不过他在《中国十八省府》中介绍到苏州、杭州等运河城市时，还是不可避免地采用了“苏州盘门”等若干幅运河照片。盖洛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运河无法与长城相提并论的衰弱地位，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运河在城市生活中无可回避的重要性。《里运河淮阴二闸》，1940 年左右 加岛（日） 摄2019年2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将所藏“华北交通写真”（即侵华时期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拍摄的照片档案）在网站上全部公开，在这批照片中发现了几十张大运河照片，涉及北运河、南运河、中运河、里运河等河段。照片大多拍摄于1940年左右，内容主要涉及河道、水闸、船只、码头、渡口等运河本体，以及部分反映城镇及居民生活场景的内容，可以说是民国期间最完整的运河图片资料。尽管这些照片是日本出于殖民目的而进行的社会调查的一部分，但它们仍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尽管这些照片总体上失之零散，但因其中不少场景已经消失而显得更为珍贵，如《中国十八省府》中的“杭州太平桥”照片。随着更多历史照片的发掘，无疑将会有更多的运河影像被挖掘出来，而这一进程正在进行之中。《嘉兴三塔》，见《中华景象》，1934 年 梁得所等摄进入民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条件拿起相机，记录生活或展开艺术创作，中国本土的摄影文化得到迅速发展。河上的石桥、河中的扁舟、河边的民居以及与运河有关的名胜古迹，对于摄影者有着不可阻挡的吸引力。无论是艺术摄影还是新闻报道，运河的形象一再地出现在民国时期的各种出版物上，借现代传播之便，运河影像开始迅速增加，内容也更为丰富多样。郎静山等艺术摄影名家都曾用镜头记录下富于诗意的运河照片，如郎静山的《吴门归棹》（1933）、吴中行的《常州河畔人家》等。《良友》等民国报刊也屡屡报道与运河有关的信息，“良友摄影团”于1934年出版的《中华景象》一书中，便有《嘉兴三塔》一图。在这些摄影师之中，最为系统也最为出色的运河摄影家要算著名的城市规划学家金石声。
苏州运河石阶下存养活鱼的竹笼，1930 年代初 金石声
金石声（1910-2000）原名金经昌，江西婺源人，幼年随父迁至扬州，在扬州度过少年时期。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运河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镜头。在他的镜头下，从民国时期运河上古老的绞盘船闸、石板桥、劳作者、骑行者、文峰塔，到新中国成立后扬州运河中的汽轮与帆船、苏州运河边的小桥流水人家一一呈现，似乎在讲述着大时代转变下的一部运河生活变迁史。金石声的早期照片更具诗意的追求，对光影和构图的独到选择显示其艺术上的天分和初步显现的视觉现代性意识。金石声的后期照片则更多地展现了一个城市规划学者的科学素养，他对苏州和扬州两个运河城市的对比观照不仅体现了他的艺术才能，也融入了他对宜居环境的深入思考。无论是西方摄影师的零星创作，还是中国摄影师的深入呈现，从晚清到民初的运河影像呈现的是不复往日荣光但仍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运河形象。对今天的读者而言，画面中扑面而来的则是浓浓的乡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口号下，与之关联的运河治理也提上议事日程。从1950年代起，山东、江苏、浙江段运河的修复和整治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兴建新式梯级船闸，恢复、拓宽、重建水道，结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引水站等等。在适应现代大型船舶通航要求的前提下，运河还同时承担着引水、防洪、排涝、灌溉等重要功能，它不仅是“北煤南运”与“南水北调”的重要通道，也是一个与沿线百姓民生密切相关的水利系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古老的大运河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大运河横穿龙城 ( 龙城是江南古城常州市的别称 )，曾发表于2019年第一期《中国摄影》杂志。1982 年 汤德胜 摄在这一进程中，各路记者、文化馆员、业余爱好者、水利工程师、照相师傅纷纷出动，留下无数运河变迁的影像。在难以统计的运河摄影大军中，摄影家汤德胜（1947-）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无论是拍摄时间、作品数量还是艺术成就，汤德胜堪称当之无愧的“运河摄影家”。从1960年代末至今，汤德胜的运河记录时间跨度达50多年，留下2万余幅不同时期的运河照片。在运河边出生成长的汤德胜，以家乡常州为中心展开创作，其足迹遍布京杭运河全线。他的运河影像所涉题材亦极为丰富，从河道本体、水工设施、河道治理、沿线风光到弄船人家、百姓生活、民俗风情、运河名镇，无不收入镜头之中。然而，汤德胜的运河影像最为关注的还是运河与百姓水乳交融般的亲密关系，特别是早期的运河影像，他将自己对运河的深厚情感融入其中，构建了一个人们生长于斯、歌哭于斯的运河形象。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河道整治照片，是汤德胜运河影像中较为独特的部分，其他运河摄影家极少涉足这一题材。这些照片反映了人们为抗争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而付出的艰辛努力，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被摄影评论家顾铮称为“运河之光的永恒记录”。进入1980年代，在日益宽松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中，传统文化日益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作为重要的经济与文化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大运河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一时期所展开的几次京杭运河影像全程记录，使人们重新意识到运河工程之伟大和在国民经济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山东省微山县串亲戚的渔家，1982年 刘世昭 摄
江苏省苏州市江南运河中拥挤的货船，1986年 刘世昭 摄
《人民中国》的摄影记者刘世昭是最早进行京杭运河全程采风报道的摄影家。1981年5月，他和文字记者沈兴大一起骑着改造过的国产飞鸽牌自行车，从北京通州出发一路南下，目标京杭运河的终点杭州。从1981至1983年，他们以日拱一卒的精神，先后分4次完成了全部旅程，历时400多天，行程达1万多里。每到一处，他们不是仅仅拍摄运河本身，而是以某一城市为据点向四周扩散，用胶片记录下近5000幅运河影像。《人民中国》是一本外宣杂志，刘世昭和沈兴大合作的报道《大运河自行车之旅》以生动的图片、翔实的资料，第一次向西方全景式地介绍了中国大运河这一古老而又富于活力的伟大工程。山东东平县戴村坝遗址。古代引汶济运，引大汶河水入小汶河，再汇入运河以保畅通，1986年 高明义 摄
繁忙的大运河苏州 - 无锡段，1986年 高明义 摄
1986年，《人民画报》的摄影记者高明义、黄韬鹏和责任编辑黄祖安，同样展开了对京杭运河的全面摄影报道。与刘世昭不同的是，他们3人分工合作，将京杭运河分为三段同时展开拍摄，以确保杂志的发稿周期。耗时将近半年，高明义3人完成了运河的拍摄，他们的运河报道从1986年第7期开始在《人民画报》分8期进行连载。这组报道同样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们与同期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话说运河》一起，进一步激发起人们对大运河的广泛兴趣和热情。一个可能被忽略的运河影像系统工程是由鲍昆、于志新、张海波几位摄影家于1987年完成的。这是一个在“运河热”背景下，由美国前景国际集团和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策划的具有一定市场性的拍摄工作。鲍昆几人花费三个月时间，从通州开车，沿古运河向南出发，一路经过天津、沧州、德州、淮安、扬州、苏州等十多个运河城市，最终到达杭州。为了获得运河的宏观场景，团队甚至不惜工本动用直升机进行航拍。最终成果《京杭运河》于1992年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画册同时征集了30多位摄影家的作品，因此可算是集体完成的产物，从不同摄影家的海量运河照片中精挑细选，确保了画册的影像品质，使之成为运河影像史的精品之作。从刘世昭、高明义等人的图像专题报道，到鲍昆等人的集体合作，1980年代对大运河的全景式扫描，以影像构建了一个具有历史深度、文化内涵和现实价值的运河形象，在增进民众对运河的认知的同时，也为21世纪运河申遗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2006年，在以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为代表的专家学者的长期呼吁下，国家文物局立项大运河申遗项目，运河申遗正式启动。经过8年努力，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个世界文化遗产。运河遗产将大部分已成遗迹的隋唐大运河和浙江东部的浙东运河纳入其中，地理空间大大扩展。从“京杭大运河”到“中国大运河”，不是简单的空间扩展，而有将运河对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考量。如是，大运河则不仅是表征中国南北沟通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事实上，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人们对运河的关注热度一直在升温之中，而申遗的成功使这种关注达到新的高度。这种关注热度同样体现在运河影像的创作与传播之中。纵观这一时期特别是申遗成功之后的运河影像生态，“运河摄影热”已成定势，各种冠以运河之名的采风、影赛、展览、出版层出不穷，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运河影像生态特点大致表现在创作、展览、出版、收藏、研究诸多方面。首先是运河影像创作的活跃。相比1980年代，这一时期的运河影像题材得到较大拓展。一方面，大运河外延的扩展，使过去不被重视的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的河道、遗迹、水工设施、沿线风情等开始进入摄影师视野；另一方面，运河遗址的强化保护、运河水工的新建维护、运河文化带的迅速扩展，使得运河沿线诞生了许多新的景观，成为各路摄影师热衷表现之对象。如王玲对江苏运河船闸的记录，以类型化摄影的手法见证了现代科技对保持运河活态、延续运河生命的重要意义。此外，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运河沿线的相关非遗项目也得到摄影师们的特别关注。运河沿线省市的非遗项目有千项之多，可以说为运河影像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比如胡晓阳、陶学锋主编的《守望运河》（浙江摄影出版社2013），以摄影画册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的风貌和藏品，是运河影像文化向深度拓展的案例。申遗的成功同样激发了老摄影家的热情，刘世昭“老夫聊发少年狂”，在2016年以68岁的高龄历时68天再次骑行京杭运河全程进行摄影创作。他将时隔35年在同一地点拍摄的运河照片加以并置，世事的变迁与时间的积淀为他的运河影像增添了社会学价值和历史深度。
外地来的游客，小朋友在码头边玩耍 邹璧宇 摄
运石船驶过瓜洲古渡。《南渡·驻跸扬州》之一 ，2019年 田建明
创作的活跃还体现在影像语言的探索和求变。“85后”青年摄影师邹璧宇的运河组照《运河边的小城》，以观念性纪实语言对运河边小城桐乡加以描述，零散如意识流般的影像片段区别于与以往运河影像中的均衡、稳定、精致、强调叙事性的传统图像语言。同为“85后”的新生代摄影师田建明的作品《南渡》，以4万多文字、120多张照片的篇幅，叙述了宋人从开封沿隋唐大运河仓皇南渡的悲怆历史。这组作品，无论是作品素材和形式的选择，以及图像与文字之间巨大的叙事张力的生成，无不体现了创作者强烈的观念意识，这种打破常规的图像叙事也拓展并丰富了运河影像语言。值得注意的是，运河影像创作开始得到国家或省级艺术基金的支持，如李东平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全景图”获得江苏艺术基金“美术创作资助项目”支持；浙江传媒学院杨立平教授主持的“中国大运河古桥保护摄影创作人才培养”项目得到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的资助。运河影像创作能够得到国家纵向项目经费的支持，这是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来自官方的经费支持和课题认定对于增加运河影像文化的学术品味、丰富影像文化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3年， 两种相隔千年的运输工具在大运河杭州段相遇 王芯克 摄创作的活跃也催生出各层各级、各领域的运河影展和竞赛。2019年9月，由北京、杭州两市文联主办的“大运河摄影名家作品展”选取了10位长期关注、深入拍摄大运河的摄影名家，每人以20-30幅照片的体量进行专题展览。这是较早将运河摄影名家加以集中展示的摄影展览。除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刘世昭、汤德胜之外，他们中有以黑白影调展现杭州、乌镇市井生活的王芯克；长期拍摄苏州古建筑风貌与居民生活的卢承德；驾驶港监艇沿运河拍摄两岸居民生活的章胜贤；十年如一日拍摄北运河民俗肖像的季红伟；用大画幅表现江南运河独特生活场景的许强，等等。在这次展览活动中，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的15个城市摄影家协会，共同签署《大运河摄影发展联盟合作协议书》，以推动运河影像文化建设。2020年12月，无锡市政府主办的“大运河影像艺术展”在梁溪区图书馆举行，展出200多幅全国摄影家拍摄的运河照片。鲍昆等人于1980年代航拍的运河照片也第一次参加展出。这是由无锡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之一，体现了运河影像文化传播的新机制。2021年10月，“大运河（沧州）摄影大展暨运河城市集群影像交流会”在沧州市百狮园举行，其中“大运河摄影精品展”邀请了刘世昭、卢承德、王景春、汤德胜、沈英、王芯克、周璐、刘连升、季红伟、田建明等10位运河摄影名家展出其代表作品。“运河城市集群摄影展”则展出了运河城市摄影家的近150幅精彩作品。这是由北方运河城市主办的一次高规格运河摄影展，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此外，2021年9月，由世界华人摄影联盟、中国新闻图片网主办，海内外20多个新闻及政府机构协办的“遇见大运河—首届国际大运河影像大赛”开赛，这是首次由国际性机构主办的国际运河摄影比赛。与各种运河影展和竞赛相匹配的，是运河影像出版的繁荣。李包相等主编、茅益民等摄影的《大运河杭州历史风情影录》（杭州出版社2011）、汤德胜著《大运河》（自出版2014）、王虹军编著《运河与扬州百年影存》（广陵书社2015）、胡晓阳主编《运河影像志》（浙江摄影出版社2015）、晓庄等著《运河两岸有人家：晓庄镜头下的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李东平著《中国大运河全景图》（中国摄影出版社2021）、贾传军著《我的运河》（中国图书出版社2022）等画册。丰富的运河影像不但为运河文化出版物所倚重—但凡与运河有关的科普、文化旅游、文艺等读物，均采用了大量的运河图片制成图文书的形式，而且已经被严肃的历史学者所征用，成为艺术学、水利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不可或缺的图像内容。最后是收藏和学术研究的兴起。运河影像收藏是一个新课题，这是一个艺术门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的现象。国内已经出现多个运河照片收藏家或收藏机构，如杭州老照片收藏家韩一飞、董桂萍，收藏有100余幅运河原作；杭州老照片收藏群体“之江影社”成员也收藏了大量大运河原版照片。这些原作照片多角度地反映了百年来大运河的沧桑巨变，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研究意义，极大地丰富了运河影像文化的内涵。对于运河影像的学术整理和研究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更广泛的运河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运河影像研究得到了从国家到省市层面的各级科研基金资助，其中最典型的是浙江传媒学院胡晓阳教授申报的“中国大运河影像文献整理与研究”获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资助，这是该领域第一个国家级重点课题，对于运河影像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影像创新，当它们与运河相遇时，一个更为丰富多元的运河影像世界便成为可能。2019年被称为“微视频元年”，喻示着以动态影像为特征的“微视频”的全面崛起，它们在日益频繁的创新应用中不断拓展着运河影像文化的边界。这种变化体现在从“荷赛”到“国展”的各级各类摄影比赛和展览中，运河影像创作概莫能外。上文提及的“首届国际大运河影像大赛”便同时征集短视频作品，获得金奖的作品是白佚龙、傅强的微视频《南运河之摆渡人》，视频讲述了南运河上年近80岁的摆渡老人李维杰的日常生活，动态影像与同期声、音乐、文字的多媒体组合，具有与静态图片迥然不同的情感力量。其次，无人机航拍的广泛应用。如果说1980年代鲍昆等人航拍运河是偶尔为之，2010年代之后，以大疆为代表的多旋翼无人机的迅猛发展与普及，使航拍成为摄影师的日常。将航拍与全景拼接技术结合起来，也成为当下无人机拍摄的标配功能。北京摄影师程序运用这种技术拍摄的运河全景图令人顿生耳目一新之感；淮安摄影师李东平走得更远，他于2020年驾车走遍京杭运河全程，选取代表性节点，创作并出版了《中国大运河全景图》，“极目楚天舒”经由航拍全景技术在视觉上成为可能。再次，VR（虚拟现实）技术与运河影像传播也完美无缝对接。江苏文投开发的APP“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在“图游大运河”栏目中便加入了“全景”版块；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开发的“映云而生—云上运河漫游”项目，借助“720云”平台，展示了大运河江苏段全部遗产点和40多个重要节点观者在VR影像中可以畅游运河了。当下，“运河影像热”方兴未艾，但在热闹的景象背后，我们不能回避运河影像创作中的一些不足：一是影像内涵有待提升，构图讲究、影调精美、强调技巧的作品大量涌现，但在内涵提升、情感表现方面却显得相当不足，真正具有厚度和味道的运河影像并不多见；二是运河影像文化的发展呈现较大的地区差异，浙江、江苏、北京等运河沿线城市的影像生态更见多元和生机，而有的地区尚需迎头赶上。总之，在国家大力建设运河文化带的有利条件下，如何充分利用运河影像资源讲好“运河故事”，建构运河形象，传播运河文化，我们仍然任重道远。本文首发于《中国摄影》2022年10期专题“写影运河”博士，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