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锡海：母亲的故事

1945年农历的二月二十一日，在“懒”了一个月后，我降生在青岛市邱县路10号三楼的家中。自己接生的母亲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回到床上后，问父亲：“是个什么？”父亲回答说：“是个小子。”因在我之前家中已有了4个男孩，母亲随即说：“那就扔了吧。”不知怎地，待父亲弯腰去包我时，在地上的我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抱住了一条桌子腿。父亲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叹了口气说：“那就留下吧。”于是这个世界上便有了后来成为摄影师的我。

一家人在十号大院，1938 年　任锡海提供

我是听着母亲讲故事长大的。从小到大，母亲给我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这些故事使我体味了人性的善与恶，这些故事使我萌生了爱与憎，这些故事带我走上了艺术之路，这些故事让我敢于面对人生。也正是这些故事，使我对母亲有了真正的认识。我将这些母亲讲过的故事以及一些关于母亲的故事，连同我所幸收集到的这些照片汇集在一起，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我的母亲1902年农历的五月十四日出生在山东渤海湾畔的莱州坡子村的一户只有两亩薄田的农家，可能是因为家贫，订了“娃娃亲”的母亲22岁才出嫁。婆家与母亲所在的坡子村相距不远，是靠虎头崖海边大宋村的一户只有三四亩海坡盐碱地的农户。因为婆家也姓任，于是母亲就有了她的第一个用于填写证件表格用的“代号”任任氏—这个很有时代特色的名子。

过“清明节”的母亲，1990 年代　

婚后，父亲在青岛干活，只有每年春节期间才回家看望父母和妻子。母亲说，每到傍年根，听到屋外有牲口蹄声，父亲推门进屋时，奶奶就会头不抬、眼不睁地边掐草辫边说：“年年都回来，把钱都扔到路上了。”奶奶这话让盼望着一年只能见上一次的丈夫的母亲听起来，无疑是太刻薄，太不近人情了，所以母亲对这件事记得那么清晰，在记忆中能保存那么长久的时间。

正月里是看灯游玩的时间，父亲悄声约母亲出门看灯，因惧怕婆婆听见，母亲指了指奶奶住的正屋那个方向，然后摆了摆手，意思怕婆婆不让。父亲用面部表情做了“不要紧，只管走”的样子，拉着母亲的手推门欲出，这时正屋里传来了奶奶的问话：“聚（父亲的小名），干什么？”父亲回答说：“出去看灯，”奶奶又问：“怎么两个人的动静？”这时，母亲便缩回手，做出“你看，我说不去吗，这不……”的样子。但此时的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母亲的手就走了。我想，当年的奶奶也许并没想认真地管，是传统的礼教及她严厉的本性让她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我也曾想，这是否是奶奶特意与自己的儿子、儿媳逗乐呢。

和圆圆放风筝的母亲，1984年 

说到母亲的爱情故事，还需加上这样一个：没有读过书不识字的母亲惟独认识“青岛”这两个字。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还是用什么字体，母亲总能认得出，这使我惊奇。母亲给我讲了其中缘由。在青岛做工的父亲时常向家中写信，在那个年代，父亲的信照例只能写给“父母大人”，而不能直接写给妻子，且信中一般也不会提及和问候妻子。母亲是深知这一点的，也不抱非分之想，她唯一的做法就是每当家中有来信，她总想知道这信是否来自青岛。如果是来自青岛的信，这信本身就是关于父亲的信息，就会让她得到些宽慰、满足并能化解一些思念。母亲讲，每当爷爷在桌旁读信时，她就会以给公公送水或抹桌子为由借故靠近，瞟一眼放在桌子上的信封，如果上面有形状似“青岛”的两个字，心中就会有一阵暗喜，就会获得些宽慰，就会连续高兴上几天。我没问过这是否也是父亲与母亲的约定，“青岛”这两个字是否是在新婚之夜由父亲教会的，还是聪慧的母亲用心强记的，但听了母亲的这个故事，我知道，“青岛”这两个本身并无情感的字在母亲心中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它是父亲的象征，它是爱情的化身。我为拥有这些经历的母亲骄傲，我被母亲的这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所打动。

1928年，结婚6年后的母亲有了头生子—我的大哥。第二年，由奶奶的姐姐、母亲称之为“姨婆婆”做主，让她的儿子、我们的“耀哥哥”把母亲送到青岛，母亲才结束了与父亲的城乡分居，一年只能见上一面的日子。

剪纸的母亲，1990年 

1949年青岛解放，父亲已经不再外出摆地摊了，大哥到建筑工地砸石子，母亲则带着我去“茂昌公司”剥花生。五六岁的我，用夹子夹几次手就没有劲了，只好用牙将花生壳咬开再剥。后来干脆用脚轻轻地踩，让花生壳裂开再用手剥。一天忙下来，只挣几毛钱。日子过得够艰难的了，偏偏又雪上加霜—1952年四哥任锡福的死给了母亲重重的一击。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大我五岁的四哥放学回家说肚子痛，母亲带他到院内二楼一家私人诊所看医生。那大夫草草检查一下就说是蛔虫，给开了驱虫药，说吃三天就好了。第二天四哥肚子更痛了，母亲下楼去请大夫来诊查，那大夫不耐烦地让母亲回来，说打下虫子就好了。第三天清晨，四哥说要吃面条，父亲忙给他煮面。可面条端上来的时候，四哥已叫不应了。同睡一床的二哥和三哥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母亲跑去叫大夫，与四哥“打通腿”的我则缩在床头一声也不敢出。那大夫给四哥注射强心剂，但这已无济于事了，他吓得面色黄黄的。卫生局来了人，说四哥患的是盲肠炎，要处分那误诊的大夫，问母亲有什么要求。陷入极度悲痛中的母亲哭着说：“孩子已经没救了，处分他也没用了，只要他以后别再拿穷人的命不当回事就行了……”

1960年开始，年逾六十的母亲和我们一起干加工活，将大哥从照相馆带回家的风景照片和歌片着色，用挣得的钱买地瓜叶等充饥。当时停学在家的姐姐是主力，我放学回来后用大号的羊毛笔涂天空和地面，然后再用小笔仔细地渲染屋顶。母亲的分工是给树叶涂上绿色，好强的她涂完了绿树后，不肯闲着，也帮忙用红笔染屋顶。这是个细活，母亲不慎把红色涂出了界限。大哥看到后，忍不住说了母亲几句。他的口气不太好，让一旁的我听了有些不好受。可自尊心极强的母亲没有因儿子的批评生气，而是笑着连声自责，这使我更加难过了。我理解一向尊重母亲的大哥发火的原因，我也因母亲的宽容而骄傲。

母亲过89岁生日，1990年

母亲在看我拍的照片，1988年

每到春夏之交和夏秋之交，母亲的“心口疼”就会犯，每年都要住院两次，这好像成了惯例。一位经常给母亲看病的诊所大夫因母亲这病总是在生气、发火后犯，于是给母亲起了“任静媛”的名字，意在以静制躁，以缓克急。母亲因病有了这个听起来很文气的名字，告别了用了几十年的“任任氏”这个代号，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然而，这个名字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克制住疾病的复发。病魔仍按每年两次，有时甚至是三次的规律，“不屈不挠”地折磨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母亲。

到了1980年代，母亲度过了一个比较省心的时期。家庭生活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家一样，开始有了转机。缠绕她多年的病痛不再重犯，她把自己的精力和热情全用到为子女们做好后勤工作上来，使我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投身于各自从事的工作，我摄影活动中的许多成绩就是在这个时期取得的。而80多岁的母亲在料理家务、做饭时，从不一味地应付，她勤奋好学的“童心”常让我们自叹不如。她听我说炒菜时最后放盐不破坏营养，立刻改变了过去的做法。我在朋友那里吃过“蟹黄蛋”，母亲便让我教她做。她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八十八岁还学巧”，母亲这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让人敬佩。

晚年的母亲还对“艺术”的兴趣有增无减。记得1992年的一天，侧卧在床上的母亲突然让我递支笔和纸给她，说是有只鸟要飞了。我环顾四周，家中并没有什么鸟飞来，怎么会有鸟要飞走之说呢？母亲接过我递去的笔和纸，开始画了起来，渐渐地．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的轮廓出现在纸上。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窗外一束阳光照在床头处的一叠书上，由于书的错落不一，照在上面的光影形成了一只宛如飞鸟的影像。躺在床上的母亲看到了，便想到要画下来。由于在画的过程中，阳光在移动，所以母亲边画边说“变了，变了”，为追踪在变动的光影，这张纸上，留下了母亲画出的三只形态各异的飞鸟……

再后来，年过90的母亲常将自己比做“熟透了的果子”，她说：“你别看我现在好好的，像个好人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一阵风吹来，就会被刮落地上。”我能懂得母亲这比喻和描述，但经历多次病变的袭击，母亲总能奇迹般地安然脱险，又使我觉得那应当是以后的事。

陪同圆圆写作业的母亲，1988年

看电视的母亲，1984年

劈木柴的母亲，1992年

母亲一生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和雨，但她最终没能抵挡住1998年10月的那阵风。1998年10月21日的早上，母亲诉说她感到有些不好受，我试了试她的脉搏，发现又出现了心颤，安慰她几句后，按照以前出现这种情况时大夫嘱咐的处理办法给母亲服了药，并把病情告诉了常给母亲看病的张大夫。第二天，张大夫来到家中做了检查，认为母亲像前几次一样，服用几天药后会恢复正常。但没想到，三天后母亲症状突然严重起来。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叫来了救护车。可母亲坚持不去医院，在两难之中我只好遵从她的意愿让她留在家中。入夜，由于她无法躺下，我便让她坐到床边，我坐在一只方凳上，面对面地拥抱着她，用这样的办法减轻她的劳累。母亲自己可能有了预感，从午夜到凌晨，她将自己的呻吟变成了“四平八稳，一顺百顺”，在我耳边不停口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母亲膝下有四个儿子，八个孙子，我知道这是母亲在用她最后的生命给儿女们以祝愿。

黎明到来后，母亲终于同意去医院了。在医院里吸上氧、输上液后，她便安祥地睡着了，像个好人一样。我为母亲陪过多次床，从来没像这次这样焦虑过。两天以后，10月28日的早上，我给母亲洗脸擦手时，轻轻地呼唤了一声。没想到，母亲睁开了眼，而且应了一声。我不知母亲是否真的在回应我的问候，于是便说“好了后，我们回家”，母亲又回应了一声。后来，做了诊查的大夫说，“老人的病情没有向坏的方向发展”并制定了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可是就要实施时，母亲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真的如她多次讲过的那样，如同一枚熟透了的果子，在经历了百年坎坷，阅遍了世间冷暖，感悟了人生真谛并为我们留下了这许许多多的故事之后，她真的被一阵小风吹落在地。

母亲生前经常讲她年轻时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和女伴们到城北滑石山上“登高”的故事。从母亲那充满深情的目光中，我察觉到这段生活对她曾是多么的重要。我曾想象，在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季节，在蓝天的映衬下，一群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在视野开阔的山坡上无拘无束地奔跑着，发出欢畅清脆的笑声的情景。我想这恐怕是让她们忘掉一切艰难困苦的时刻，是让她们得到最大满足和幸福的瞬间。1998年10月28日母亲去世的那天，正巧是农历的九月九日“重阳节”。母亲选择了这清爽的一天离开我们，与她的耍伴们一起“登高”去了。每每想到这里，我便仿佛听到了蓝天深处回荡着的她们的那朗朗的欢声和笑语……

母亲和她喜爱的花，1996年

我和母亲，1998年

用“巧思”相机拍照的母亲，1998 年

任锡海 1945年生于青岛。曾从事绘画、雕塑及舞台美术工作，1973年起从事群众摄影活动组织、辅导、培训工作。曾任青岛市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1996年获第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金烛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