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现学是诞生于1920年代日本的一门民间学科。它选择直面被现代性席卷的城市生活，既批判高高在上的官学权威，也批评只关注时尚新风的传统风俗学，用独特的视觉语言冲破了以文字为尊的学术传统的枷锁，试图打破学术与大众之间的壁垒，建立一个基于生活内省的平等的知识生产体系。相机和摄影技术的普及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记忆与观察能力，激发着人们记录和展现生活的渴望，也降低了考现学的门槛。在当今这个视觉时代，我们当借助摄影的力量，在考现学思维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描绘生活世界的实践中。
[关键词] 考现学 文明批判 知识生产 摄影 日常生活近年来，“考现学”这一概念，在建筑设计与民俗学领域得到频繁使用。在学术平台上涌现出许多围绕考现学进行讨论的文章，这些讨论都指向了对“现代”“城市”以及“日常生活”的关切，而这股“考现”的热潮似乎也渐渐影响到了摄影领域。一些摄影师走进城市的市井小巷，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真实的人间烟火。他们关注人们在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并试图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这门并不存在于当代学科体系的学问何以有如此大的跨界影响力呢？《今和次郎和考現学》，河出书房新社出版，2013年 图片源自网络实际上，考现学起源于日本，来自以早稻田大学建筑系教授今和次郎为核心的考现学派，是于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的一门民间学科。考现学的建立既与日本民间学兴起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也离不开今和次郎对城市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性的关注与反思。千百年来浸润在汉字文化圈中，又在明治维新以后积极拥抱西方文明，日本早在150多年前就强烈地遭遇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特别是日本的首都东京，作为工业化的前沿阵地，在大正时期（1912年至1926年⸺编者注）便已发展成人口超200万的大都会。在“脱亚入欧”主流意识形态的摇旗呐喊之下，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向西方全面靠拢的东京成为先进、文化之都的代名词。然而，今和次郎却对这种全面唱赞歌的现象感到担忧，因为他不仅看到近代西方文明带来的电车、百货、电影等让生活更为便利和丰富的新事物，也看到了工业污染、贫民窟、贫富分化等现代性的阴暗面。他担心在面对这前所未有的现代性浪潮掀起的巨变时，如果缺乏对当下生活的反思和指引，人们或者随波逐流最终变成对生活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或者在传统与现代的拉扯中迷失了自我与方向，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考现学：Modernologio》，今和次郎、吉田谦吉合著，春阳堂出版，1930年 图片源自网络《考现学采集》今和次郎、吉田谦吉合著， 建设社出版，1931年 图片源自网络1923年9月，日本发生了7.9级的关东大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几乎将东京及周边地区夷为平地，也让一直跟随柳田国男[1]从事农村民居调查的今和次郎下定决心将目光投向这座亟待从废墟中重生的城市。他游走在灾民聚集的地区，用画笔记录下各类灾后迅速拔地而起的临时棚屋。在今和次郎眼中，这类避难用的小屋虽然十分简陋，却象征着面对无情灾害时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他在这次对临时棚屋的调查中，也逐渐摸索出针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调查方法与视角。于是，在1925年的夏天，秉持着“文明批判”[2]的精神和作为都市人的内省意识，今和次郎与吉田谦吉[3]在热闹的东京银座街道进行了第一次有组织的考现学调查。调查活动很快从繁华的街道扩展到贫民窟、郊区、公园、学校等更为广泛的城市空间。同时，在新闻媒体的支持下，调查结果以视觉语言为主的形式不断被刊登在《妇人公论》及《妇人之友》等杂志上，考现学的理念乘着日本大众文化兴起的东风迅速传播开来。今和次郎对地震后临时棚屋进行调查的手稿 图片源自网络“考现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今和次郎于1927年在新宿纪伊国屋书店举办的“调查成果（考现学）展览会”上，命名的灵感则来自“考古学”。在今和次郎看来，“考现”的“现”字正对应“考古”的“古”字，在时间上强调对当下的关注。而它的世界语译名“modernologio”则进一步明确表示这个“当下”正是被“现代性”所席卷的时空。当然，考古学不仅是名称上的参照，也给今和次郎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带来启发。他认为，既然考古学家能够通过出土文物研究古代人的生活习性、推测墓主人的身份职业和性格特征，那么考现学者同样可以通过观察现代人的生活用品来揭示当下的生活世界。在具体的调查方法上，今和次郎则采用了与日本民俗学相同的田野调查法，即抛开文献史料、走出书斋，通过对调查对象的实地考察获取研究资料。然而，师从柳田国男的今和次郎并没有像民俗学一样，采取在一个调查地进行长期访谈的调查方式。他的考现学更注重短时间内对研究对象的即时观察与记录，并通过时间、地点、天气、环境、氛围等要素对当下的时空进行立体的把握。同样是对日本全盘西化的道路进行反思，柳田的民俗学希望通过研究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唤起人们对故土及本土文化的情感记忆，今和次郎的考现学则选择直面复杂多变的现代城市生活。相同且可贵的是，他们都将目光投向普通民众，为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大众书写下属于他们的历史。今和次郎希望将城市生活全面而真实地展现出来，让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和“习以为常”浮出水面，促使人们意识到“日常”的存在，并从共鸣“日常”走向反思“日常”。考现学的“全面”体现在其调查既涵盖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人与事物的动态与静态，又囊括了所有的生活要素。今和次郎不赞同把日常生活割裂开来，只关注传统的或流行的某一种生活要素，而是要观察生活的整体，探究作为生活主体的个人是如何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通过对各种生活要素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来构建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活世界。这种全面的视角正是对他人主体性选择的真实还原，而非研究者对自己个人趣味的探寻。《日本的民家》，今和次郎著，相模书房出版，1970年 图片源自网络人们的生活用品与行为是考现学试图窥探生活世界的两扇窗。这两扇窗都或间接或直接地通向人的主体性。在今和次郎看来，被使用过或正在被使用的生活用品都有可能反映使用者的职业、身份、性格、年龄等信息，而人们的行为，特别是无意识的行为则直接透露他们真实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因此，在今和次郎的考现学调查报告中，我们能看到和风以及西式的穿戴选择，和服绑带的位置、衣襟的叠合状态，店铺茶碗的破损状况等物品的使用状况，人们在公园散步、野餐等行为，甚至还有对自杀行为的关注。这些对物品和行为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录，让原本就布满生活各处却一直被忽视的细节终于得以显露，而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述说和印证着生活世界的多样性。《路上观察学入门》，赤濑川原平、藤森照信、南伸坊著，1986年 图片源自网络作为今和次郎的拥趸，日本艺术家赤濑川原平、建筑史家藤森照信和编辑、插画家南伸坊等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延续了考现学的思路，继续围绕东京及首都圈展开对城市细节的调查。他们于1986年成立了“路上观察学会”，并于同年出版了《路上观察学入门》一书，该书在2015年以及2020年先后被翻译成繁体和简体中文出版。这些日本的路上观察者在行走中正视、阅读城市的方法，渐渐在中国的海峡两岸暨香港等地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和实践者，例如在2009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北京跑酷》一书，就是使用考现学和路上观察学的方式对北京的城市环境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和记录。《北京跑酷》，一石文化+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出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作为民间学科，考现学自然与民俗学一样，具有对抗以官学为中心的权威学术体系的性质。同时，今和次郎又在考现学中寄托了自己对民间学独特的理解和构想。一方面，民间学是以民众为研究主体的学问，必须有别于“只以新奇之物博取眼球的传统风俗之学”[4]，需要树立科学的研究态度。另一方面，民间学也是面向广大民众的学问，如果研究成果无法有效地传达给大众，学问本身便失去了原有的立意，变成研究者自己的狂欢。因此，考现学要打破学问只在权威学术圈中流转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实现知识的公共性，必须抛弃晦涩难懂的学术文章，寻求一种更为简明而有趣的呈现方式。这便是考现志中的主体部分⸺将客观的调查结果用素描、图表、地图、数字、符号等非文字要素组成的视觉语言表达出来。这种独特的视觉语言，让考现学在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种充满魅力的表现形式而被考现学所吸引，并加入考现学调查的队伍中。这就实现了今和次郎对民间学的第三个构想，即属于民众自己的学问。今和次郎无意让考现学成为权威之学，而是邀请普罗大众一同加入对这个世界的描绘和建构当中来，实现知识的平等互动。这意味着普通民众不仅能理解考现志，还要能够运用考现学的方法以内省的眼光观察和记录自己及周围的生活世界。要通过考现建立属于民众自己的知识生产体系，实现知识的平等交流，让人人皆成为考现学者，就需要掌握视觉化的记录和表达方式。今和次郎能摸索出一套以素描为主的视觉语言体系，当然与他设计专业的出身有很大关系。然而，要运用这套视觉语言进行考现活动，对于没有绘画基础的普通人来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这也许也是考现学最终未能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庆幸的是，在相机小型化以及手机摄影得到广泛普及的今天，人们终于获得一种更为便利且还原度极高的记录工具和视觉表现手段。有了相机的加持，“人人皆为考现学者”似乎将从一个遥远的理想逐渐走向现实。与以访谈为主的民俗学的田野调查不同，考现学主要通过对有形事物的观察和记录来获取研究资料。因此，在锁定目标物后，如何快速而准确地将其记录下来对于考现学者来说尤为关键。摄影技术被发明以来，其中一个最大的作用便是真实地记录下客观存在。相对于技术要求较高，且可能受主观影响的即时素描，摄影不仅能够降低记录的难度，还能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实场景，保证记录的相对客观性与真实性。尤其是在公共空间进行考现时，对一些延续时间较短的行为或转瞬即逝的面部表情的捕捉上，摄影都展现出极大的优势。另外，摄影在让记录变得简便高效的同时，也拓展了观察的深度和广度。加拿大文化批评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望远镜、车轮等媒介视为外化的人体器官，创造出“人的延伸”这一概念。那么毫无疑问，相机与摄影技术既是记忆储存器官脑袋的延伸，也是信息接收器官眼睛的延伸。在考现学中，鸟瞰与虫视都是今和次郎常用的观察视角。鸟瞰即像高空中的鸟一般俯视全景，是对调查场所进行整体的把握，而虫视则是放大事物的某个部位，是对细节的探寻。要实现这样的观测角度，身体需要距离对象物足够近或足够远，有时还需要借助望远镜或放大镜等观测工具。而相机的功能可以帮助眼睛变换不同的观察角度和距离，还能同时完成指定画面的记录工作。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田野工作的难度，也为考现学者节约出更多的时间用于调查结果的分析以及最后的视觉呈现上。已经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且速写能力极强的今和次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会将相机作为有力的记录工具。到了20世纪80年代，试图重新竖起考现学大旗的“路上观察学会”，不仅将摄影作为重要的记录手段，也将照片作为报告的重要呈现形式之一。还有一些提倡使用考现学技法的民俗学者如岛村恭则[5]也认为，在考现式的调查中相机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笔者曾有幸陪同岛村教授在广州的城中村及桑基鱼塘等地进行田野调查。看到年过半百的教授兴奋地在田野中来回奔走，对着感兴趣的事物不停地按下手机的拍照键，从早到晚都不曾停歇的背影，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今和次郎那眼神中闪耀着兴奋的光芒，拿着纸笔不停描绘的形象。摄影技术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调查的效率以及调查结果的可信度，也大大降低了成为考现学者的门槛。然而，相机毕竟只是无法思考的辅助设备，拍摄什么、如何呈现最终还是需要摄影师去做决定。因此，要借助相机完成真正的考现学调查，还需要培养考现学式的思维方式。首先，建立不受权威压迫和束缚的知识生产体系是今和次郎一直以来的学术理想，因此，考现学对任何研究对象都保持着平视的态度。不管是对银座街道上西装革履的绅士，还是对贫民窟里衣服打满补丁的工人，今和次郎的观察都不会附带任何高低贵贱的价值判断。这种观念也塑造了他独特而纯粹的艺术审美观。在今和次郎的眼中，石油罐堆积成的围墙是美的，仅用两块形状不一的石头和一块长木板架起的长凳也是美的，那些融入了人们朴素巧思的人造物，甚至是器物上并非刻意造成的裂痕与破损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因此，考现学式的摄影需要摆脱社会固有的价值判断，用更为纯粹的眼光去看待考察对象。女子发型考，来自《考现学入门》。今和次郎著，藤森照信编，筑摩书房 1987年1月第一版，2016年9月第十五版。 刘柠藏书其次，“记录真实的日常生活”是今和次郎反复提及的重要原则。为了保证在田野调查时，人或事物是处于真实且日常的状态，最好是物品在日常被使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且绝对不能提前告知对方，以防打乱他们平日的生活节奏，让他们有多余的时间去整理妆容或打扫房间。因此，要进行考现学式的摄影，最大的敌人便是刻意而为之。提前与对方商量好拍摄的动作或提前布置好某个日常空间，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摆拍，是考现学的调查中需要极力避免的行为。除此之外，今和次郎还希望进一步探索人的真实面貌，即对无意识行为的讨论。来自他人的凝视，常常让人隐藏真实的自我来迎合他人的期待或社会的规训。只有在精神放松或感受不到凝视的目光之时，才会卸下防备，展露出原原本本的自我。因此，今和次郎会选择在公园等面积较大的公共空间观察人们的休闲行为，也会毫无预告地“突袭”学生或友人的私人居室，为的就是捕捉人们无意识的行为及这种行为留下的蛛丝马迹，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的日常。当然，在今天这个注重个人隐私的时代，是否能够如此毫无顾忌地进行拍摄，需要针对具体的场合做进一步的讨论。最后，还需要保持对于日常的好奇心与敏感度。因为，我们与研究对象处于同一个生活舞台上，很容易将周围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这也是很多考现学者会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对此，保持考古学者的眼光或外星人的眼光，试着将自己变成这片区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他者，也许不失为一个好的锻炼方法。另外需要警惕的是，对于相机和摄影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观察能力的下降。如果认为相机可以帮忙记录下一切而忽视了观察本身的意义和乐趣，那便是本末倒置了。现如今，手机相机的普及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不自觉地加入“考现”的队伍中来。自媒体的兴起与已经进入视觉时代的事实，也似乎宣告着我们真的迎来了人人皆可成为考现学者的时代。然而，现在充斥在自媒体平台上的更多是由所谓的网红所引领的各种摆拍照片。对这些刻意的动作及虚假生活的追捧和模仿，极大地偏离了考现学的求真精神，也遮蔽和抹杀了真实生活世界的多样性。看来，从纯粹的记录到真正对生活的内省，再到不为主流所左右的平等交流与相互理解，需要更多的沉淀。庆幸的是，考现学思维已经开始被许多人所了解和接纳，它与摄影文化的相互助力，为我们去凝视并反思生活的日常插上了思维的翅膀。自由译者，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研究生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考现学和民俗学，目前工作和生活于广西。[1] 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创立者。创立了乡土会、民俗学研究所。著有《后狩词记》《石神问答》《远野物语》《海南小记》《蜗牛考》等民俗学著作。[2] [日]今和次郎.今和次郎集1 考现学[M].东京：ドメス出版，1971:27.[3] 吉田谦吉，日本舞台设计师。在1920年代与今和次郎一起开展考现学调查活动，并创立“考现学”。与今和次郎共著有《考现学》《考现学采集》。[4] [日]今和次郎.今和次郎集1 考现学[M].东京：ドメス出版，1971:21.[5] 岛村恭则，日本民俗学第三代领军人物。现任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长，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长兼教授，日本民俗学会理事。著有《大家的民俗学》《现代民俗学入门》等民俗学著作。本文发表于《中国摄影》2024年9月刊专题“探微日常 ：城市摄影与考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