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1933年出生于浙江奉化的晓庄以其1950－1980年代于江苏拍摄的横跨城市、农村，工业、生活等丰富题材的照片闻名。在一次翻阅文献的过程中，本刊编辑无意间发现，在作为摄影记者的晓庄大量围绕宣传工作拍摄的照片中，偶见一些有别于同时代典型摄影图式的作品。这些作品并不执着于制造完美的“宣传”图式，而是在拍摄中融入了摄影师本人的视角和痕迹，因此这些作品的画面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基调中，通过构图与时机的选择，加入了客观叙事的色彩。
为了理清这些作品与晓庄本人创作脉络的关系，本刊编辑曾于2023年6月到2024年4月间三次到访南京晓庄家中，查阅相关文献、观看晓庄并未公开发表的大量作品。在这一过程中，晓庄从其阶级出身、接受教育、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及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工作变动等角度向我们完整地呈现了其在拍摄照片时的所思所想，以及对于现实、理想，记录、虚构等观念的理解。我们还注意到晓庄本人在硬盘中对照片的分类，其中有“工作照片”“杂图”，同时平行的分类文件夹中还有“工业”“农村”“游行”“革命”“风光”等，它们并未完全统摄在一个大的、公共性极强的时间线索或是地域线索之下，而是有着许多重复与细枝末节之处。这也代表着晓庄本人当下对于作品的理解并非基于某种单一的档案秩序。
或许我们并不能以当代摄影“观念先行”的视角去理解这一批老摄影家的工作方法，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大多数创作都是出于职业要求的命题作文而并非主观兴趣，其拍摄活动范围与创作主题大多与纯粹的艺术创作动机无关。所以如何将在典型的视觉图式上嵌入的主题，与拍摄者被抑制但又暗含的个人视觉兴趣相剥离，成为我们理解这一代摄影人独特性与多元价值的关键。
基于此，本刊编辑试图通过访谈为读者提供晓庄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工作语境，并借此提挈出摄影师个人实践与社会条件的合作、矛盾与妥协。同时希望借助访谈展现晓庄更为私人的叙事视角，以微观的事件展现出晓庄的性格与社会身份如何影响到她的拍摄工作。
对于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摄影工作者来说，拍摄的对象与记录的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往往是他们评判一幅作品的关键，而非个人的“创造性”。但是，在当下，艺术家个人的、创造性的视角和表现已经成为观察和思考历史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考察视觉艺术演进的重要切入点。因此，在选取作品方面，从1950年代最早的创作开始，在呈现部分遵循职务创作要求拍摄的重要报道作品的同时，我们特意选取了许多并非围绕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作结合展现。这样的编辑方式也是期望对作者在作品中或显或隐的主观能动性有更加显性的展现。
让一个已近期颐的老摄影家进行梳理、回顾是困难的，更别说进行评价。这不仅是因为繁多的文献与底片资料，更是因为复杂而又陷阱颇多的历史线索、不同时代的文化导向，以及个人记忆的偏差和因此形成的刻板印象。好在晓庄本人仍思路严谨，记忆清晰，为我们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大量支持。我们希望通过较为全面的文献叙述，重新挑选、编辑许多未曾公开的作品，为大家重新认识晓庄，重新理解、阐释这位已经被编入《女性摄影师的世界史》的中国摄影师提供更为宽阔的视野和空间。
——编者
南京市举行钢铁誓师大会，女民兵游行队伍，1958年 晓庄
[摘要]过往晓庄常以1950—1980年代于江苏拍摄的题材丰富的新闻照片闻名。但在晓庄大量围绕宣传工作拍摄的照片中，也偶见一些有别于同时代典型摄影图式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画面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基调中，通过构图与时机的选择，加入了客观叙事的色彩。本文试图通过访谈与作品选编的形式呈现出其在拍摄照片时的所思所想，以及对于现实、理想，记录、虚构等观念的理解。通过更为私人的叙事视角，本文以微观事件展现晓庄的性格与社会身份如何影响到晓庄的拍摄工作，同时以对应的图像呈现晓庄如何将典型的视觉图式与暗含的个人视觉兴趣相结合，表现出晓庄作品的独特性与这一历史时期摄影作品中潜藏的多元价值。
[关键词] 新闻摄影 女性 新华日报 新中国 江苏
晓庄：眼前的一切
摄影／晓庄 采访／陈秋
最早的就是我在部队中拍的那些了。我记得是1950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年3月我加入了解放军麓水报社。解放舟山的22军当时举行青年篮球比赛，报社领导给了我一部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德国蔡司依康照相机，这是一次很正式的拍摄任务。舟山解放后，驻守在岛上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逃到了台湾，只有些残余部队流窜在海面及小岛上。为宣传报道战备情况，我奉命去海防前线摄影，我背着背包和相机，顶着狂风烈日，汗流浃背跑遍了海岛部队修筑工事的每个角落，拍下部队在舟山修建碉堡，用炸药爆破的场景，这些都是非常辛苦的差事。1951年华东军区政治部给我记了三等功。
部队举行共青团员篮球比赛，1950年5月4日 晓庄
部队战士关心朝鲜战场形势，1950 年 晓庄
没有，我没学过美术。1949年3月，我正在杭州师范学校读书，那时二姊田英早已参加了地下党，我受她的影响投身革命，参加了浙东四明山区游击纵队。那年我才16岁，由于年龄太小，被安排在政治部文工队，5月，解放大军南下我正式入伍，在军文工团工作；同月，舟山群岛解放，22军军部进驻定海。我先后在军报社和文化科从事摄影。当时摄影器材很少，相机和胶卷都是从敌人那儿缴获来的，专职的摄影记者才有一台专用相机。编辑、记者临时有任务，才可借用一下那台机动相机。但我有自知之明，部队正在为解放舟山做准备，我初学摄影，又是女兵，根本不可能上前线，还是先安下心来好好学点摄影知识。不管怎么说学点技术总是好的，我就傻里傻气地去报到。当时报社有个男摄影记者叫邓守智，是照相馆学徒出身。他搞暗房就凭经验，配药水的时候没有天平，他就东抓一点西抓一点，只靠手抓。没有温度计，就用手指测量水温，准确与否，靠的都是感觉。于是我便从暗房起步，直到后来用上了一台从师部上交的德国135徕卡相机，还用上了改装后的电影胶片，也算是鸟枪换了炮，“子弹”也无须发愁了。我总想找机会去连队拍照，可领导以女同志下连队生活上不方便为理由，只让我在军部驻地拍些新闻照片。后来由于人手不够，领导同意我下连队摄影，就这样我在部队待了两年多。
爱国卫生运动中，南京市评事街小学生假日回校大扫除，1954年 晓庄
别说暗房这些技术条件，生活条件都很差。1950年初部队驻扎在宁波郊区农村，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用小屋作暗房，黑布遮门，门窗缝隙糊上黑纸，把房间弄得暗暗的。再摆上一张八仙桌，池塘里舀点水，再等到天色发黑的时候，就可以冲照片了。光糊黑纸还不够，八仙桌上要蒙着被子，人钻到桌子底下去，这才动手。师傅教我用香烟的红光看片子。我不会吸烟就让外面的人先抽，等要用时，从被子缝里递给我。后来我觉得这总麻烦别人，只好硬着头皮抽，有时熏得眼泪都流出来，折腾得够呛。你刚刚提到当时部队里女性不多，更不必说女摄影记者，当时你的处境如何？当下也有很多评论与学术梳理将你放在女性摄影师这一个视角中，你怎么看？我有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女摄影工作者。1950年代初，以摄影工作为职业的人屈指可数，其中女摄影记者更是凤毛麟角。在一般人眼里，摄影记者这个行当，真可谓风光无限。但实际上无论从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角度看，其强度都非常之大，身历其境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个苦差。那时整天忙于工作，很难做到家庭、工作两不误,至今我对子女仍有一种愧疚感。女摄影记者在1950年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还要面对来自传统的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那时，人们口头上讲男女平等，但实际上却往往不能一视同仁。对于我来说，只要能够拍到好照片，我根本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目光。因为从拿起相机起，生性好强的我，就立志要像男同志一样去工作，去经受艰苦的锻炼和磨砺。
南京市淮海幼儿园老师为幼儿剪指甲，1957年5月7日 晓庄
1952年5月，我调到华东军区后勤部汽车31团政治处任青年干事。9月，《新华日报》由于摄影记者邹健东调往北京新华社摄影部，能用的只有一个摄影记者，恰逢国庆节将至，报社需增加人手来完成报道任务，急需取得部队的支持，于是向《华东战士》画报社要一名资深摄影记者,以加强报社摄影组。不知何故，部队居然让我去报社。看到来报到的竟不是画报社的男性摄影人员，而是一个初出茅庐、涉世未深且没有多少摄影经验的小丫头，报社的同事感到十分惊讶。这虽然有悖于报社领导的初衷，但既然是部队让来的，也就只好接受了。于是1952年国庆节游行的整版画刊，苏北、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并合并，南京、苏南、苏北合并成立江苏省人民政府，这些报道任务中绝大部分照片都是我拍摄的。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人三（左 2）、徐进（右 1）在南京大学工地劳动后和工人留影，1957 年 5 月 23 日 晓庄
在盐城地委试验田劳动的机关干部，1958年8月 晓庄
其实当时我在部队做记者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们说女同志在部队也待不长的，所以当我转业去报社时，我向组织上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改名，本来我名字叫庄冬莺。我出生在冬天，名字的意思就是冬天多了个女孩。在部队中我比较小，他们都叫我小庄，因为想要去掉这个重男轻女的痕迹，于是我在见报的照片和文稿中都用晓庄笔名，更何况我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这个笔名有些新意。组织上批准我把名字改了，我就拿着介绍信去报社报到。这个名字在我年轻时合适，但当我老了时就有“后遗症”，年轻人怕对我不尊重不敢叫我，1992年夏天陈复礼先生和我在三峡摄影途中给我更名为晓老太，我也乐于接受了。不过可能因为我是女性，天然和很多采访对象亲近。因为在当时的氛围下，特别是男性摄影记者拍一些女性时，她们都会含羞，躲得远远的，会不好意思。而我来她们都会打扮得很亮丽，不像是要去做农活。另一方面我背着相机去农村摄影时，经常有种被人围观的感觉，而小孩子们则对我很好，会跟在后面一路叫喊“拍小照的来了”“有个女的会照相”。后来在《新华日报》，买摄影器材都要从国外进口，要用外汇。所以必须先是由报社打报告送到省里交省长批，手续很麻烦。其他人都不敢去找领导，就怂恿我这个小女孩去找省长。后来一次省长正在等候外宾，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诉苦，他当时就答应了。
南京市紫金山下军民友谊水库工地，1959年4月11日 晓庄
这些都是生活工作上的影响，是否有具体表现在照片中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性别，我更愿意到农村去釆访，城市里拍的东西，总是机器加人的老模式，我觉得无聊。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女记者下乡采访，连简单的吃饭住宿也常常充满挑战。但自然环境比较好，民风也更淳朴，能够有多一些自由处理的空间。比如说我的代表作《踏碎银波》，这张照片拍摄的背景是1962年，在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工农业开始发展，我去高淳农村采访报道当地副业生产的特色产品羽毛扇。采访中我在固城湖边看到许多大白鹅在岸上。我发现每当有人靠近时它们都会吓得飞起来。因为当时我用的是禄来相机加上标准镜头，只好靠近拍。我悄悄地走近鹅群用脚一蹬，把鹅给惊了，几只鹅飞起来了，我赶紧抓拍。这也是因为一般牧鹅的镜头我那时已经拍腻了。后来照片在第六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上展出，也被《中国摄影》1963年第1期和《人民画报》1963年第5期封二刊用，还收入《中国摄影五十年》画册。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也曾制成绣品赠送外宾。
1959年4月24日，渡江胜利纪念碑奠基典礼，建成于1979年4月。纪念碑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热河路广场中心。建成后碑座正面镌刻邓小平手书“渡江胜利纪念碑”，背面镌刻毛泽东手迹《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当时给《踏碎银波》取名字时犯了难。我就想到两个字“惊鹅”，就是把鹅惊了。这个标题显然太差。其实在部队的时候我还是个小知识分子，因为我书读到了高二，而部队大部分则都是“文盲”。到了报社就不一样了，报社里有很多民国时期的老报人，水平很高。我正在为命题发愁的时候，当天值夜班的报社领导高斯来摄影组，高斯是新四军老报人,不仅文笔好,而且学识丰富。他看了照片后即兴给照片取名“踏碎银波”，一下子就赋予作品新意涵。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在报社办公大楼贴大字报，高斯因为为这幅作品命题被说成“欣赏封资修作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在那个年代记者只能拍一些高举红宝书、呼口号，所谓“抓革命、促生产”的照片，稍不留神就会有人给你上纲上线。尽管对这些动物摄影小品，我打心眼里喜欢，可总担心害怕。拍了《踏碎银波》之后，我对鸡鸭鹅一直感兴趣，“四人帮”粉碎后，我拍了《生机勃勃》，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全国影展上获优秀作品奖，并到美国、朝鲜、比利时展出，也入选了《中国摄影三十年摄影艺术作品集》。我喜欢拍这些玩意儿，反映新气象，对那种命题作文的新闻摄影真的没兴趣。
无锡市申新纺织厂的工人们来到太湖边尽情地欢谈歌唱，1957年4月 晓庄
南京市群众集会反对美国干涉朝鲜内政，支持南朝鲜人民爱国正义斗争，留学生也参加游行，1958 年 晓庄
三、被需要和被选择的摄影
在当时拍照限制太多，可能不仅是画面形式或者主题上的，作为摄影记者在日常的行动上就受制约，这也常常会和你的想法相悖吧？
记得1952年9月去报社后第一次采访就出洋相，结果被省公安厅的人把照相机扣起来。那次是一个从苏联来的麻类种植专家到南京的燕子矶与我们这边的“土专家”交流经验。文字记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也没细讲，只告诉在什么地方让我去看看。
当时对外宾采访有很多很严格的手续，不是自己单独就能去的。所以我去了以后就在麻田边等待拍摄时机。当他们到达时，我把相机拿起取景，公安人员就冲了上来一把抓住我，问我在这干什么，是哪个单位的。因为相机当时也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不晓得哪里跑来一个小丫头。我说我是《新华日报》的，他不相信，说报社的记者他都认识，要把我的胶卷收走、曝光,当时我就和他们吵了起来，最后电话打到报社核实才作罢。事后这件事还在公安人员内部传开了，说报社新来了一个会拍照又会吵架的小女孩。
误会消除后，他们对我就很客气了。但他们讲我一点规矩都不懂，因为我穿的是部队制服的裙子，没注意仪表形象，对涉外活动一无所知。但对我来说，因为当时衣服穿得稍微讲究点就会被人指责，再加上经济条件不允许，外事活动我都只能借同事衣服穿。直到后来1956年我爱人的部队改为薪金制后，我才去南京有名的服装店做了两套西服，采访外宾时穿。
吴江县震泽公社县委万斤试验田丰收，1959年 晓庄
我同时也很感兴趣的是当时的你拍摄了很多像收音机、电视机之类的物件。很多工人学生整齐地围在这些“技术”产品周围，这对于当代的媒介研究与社会研究都很有参考价值，也能引发当下很多流行的研究话题。只是那些无线电厂、电子管厂是重点宣传单位罢了，我经常接到任务过去。
南京电子管厂，工人看电视，1967 年 晓庄
是啊，拍什么，怎么拍，都和需求有关，但又受到具体条件限制。1968年底，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前，我正在“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教育。《新华日报》要出一版大桥通车的画刊，军代表把我从学习班上紧急召回，要我立即去大桥工地，一边完成拍摄任务，一边吃住在工地向工人阶级学习。能出来拍照我很兴奋，因为从学习班出来后要好好“表现”一下。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去表现长江大桥宏伟的全貌。因为禄来相机只有一个标准镜头，要在画面上完整地表现公路桥、铁路桥、江面上的轮船，让这些场景都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难度很大。按照以往的经验，只有靠照片拼接的方法才能完成。我计划拍摄三张接片，在桥头堡顶上可以俯拍浩浩荡荡挂着毛主席巨幅画像的车队通过公路桥，另外再分别拍摄江面上的轮船和在铁路桥上奔驰的火车。大桥通车庆典的预演，是我找到了南桥头堡这个拍摄点，我在大桥呆了一个月，为拍这张照片差一点掉进长江。
南京长江大桥通车，1968 年 12 月 晓庄
你在工作中有没有出过什么岔子？特别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的“任务”般的工作中。有的，我经常和人说起这件事，1953年元旦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我和华谷平去采访。我带着基辅相机和单次闪光灯负责拍一些人物特写和台上讲话，他带着林哈夫的大机子负责拍摄会场，当时的报道也大多是这样组合。我当时不停地拍摄，突然听到一声响亮的爆炸声，镁粉从爆裂的闪光灯泡里撒了出来，原来会场上还有一位陌生人也拿着照相机，事后才知道他是省外办的章石羽，用的国产闪光灯炸了。出席会议代表们都不知闪光灯为何物，所以现场引起了不小的骚乱。毕竟南京刚解放不久，传说美蒋时常派遣特务。我和章石羽很快就被找去问话，非常紧张。后来报道任务还是要完成，但不允许我们用闪光灯了，我就和工作人员说你们得把窗帘拉开，不然没有光。所以在后来见报的照片中，有不少我都是用F/2光圈和1/15秒的快门在昏暗的光线下拍摄的。后来我们用上了“小白朗”和德国产的170闪光灯，1980年代又换上了日本产的森派克，工作效率都高多了。有时完成任务你还得知道一些小窍门，比如要在大会堂拍摄颁奖，特别是那时都是黑白照片，有时候颁奖用的绸布一面红一面白，很容易就拍成“白旗”。虽然有时可以后期刷点东西调整，但是最好是让颁奖领导稍微注意下，把布翻过来拍摄。
江苏省新沂县炮车人民公社扩大山竽种植面积，社员边插秧边浇水，力争山芋丰收。1960 年 3 月 晓庄
高呼反美口号的南京工学院女民兵，1960年 晓庄
连云港云台山风光，1962 年 晓庄
常熟县（现江苏省常熟市）莘庄公社技术人员正在诱螟虫，1965 年 晓庄
和现在不讲究“器材”“技术”，而是更强调“观念”的艺术创作相比，当时的摄影师还是十分讲究拍摄中的基本技术与器材的选择。是的。1956年秋天，印尼苏加诺总统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南京。晚上宴请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贵宾们到达前，会场内已座无虚席。作为摄影记者的我提前进入会场，想找一个最佳拍摄点，选中了前排边靠通道的座位，想站在那里拍，角度高一些。谁知事与愿违，贵宾们一进入会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纷纷站起来热烈鼓掌欢迎，还有一大批公安人员前呼后拥，我很快就被淹没在人流中，不知所措。挤又挤不进去，喊叫也没有用，正当我束手无策的时候，猛然间见到印尼来的记者，他快步走向乐池旁，单手握着相机，从人墙的缝里把手伸过去，闪光灯随即亮了起来，拍摄对象就是刚刚在前排就座的苏加诺总统。他用的是135相机，还有一个很小巧的万次闪光灯，我从未见过。对他如此快速地抓取镜头，我很迷惑不解，没有用取景框，能把人物准确无误地照进去吗？看他的架势似乎只是凭手的感觉在拍照，直到现在我也认为那是一个谜，究竟有没有拍到照片只有他自己本人知道。但在当时我还是非常钦佩他的本事，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他那样的基本功，不看取景框也能拍到所需的照片。禄来相机是双镜头反光式，角度不够高时，可把相机倒举在头顶上，通过反光玻璃取景，画面很清楚。所以不用取景框拍照，简直不可思议。而印尼记者的表现也促使我想找个机会试一试。第二天上午，苏加诺总统乘火车去上海参观访问，按照常规我先拍一张省市领导去送行和贵宾一起步入车站的照片，旁边是手持鲜花欢送的人群，准备发稿用。另外，再拍一些诸如握手告别之类的镜头供选用。等贵宾们上了火车挥手告别时，我突然想起这是个机会，体会一下不用取景框照相的感觉，看看效果到底如何。我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相机，也不看取景框，对着欢送的人群就按下了快门。待胶卷冲洗后，哪儿有什么人的影子，只有即将开动的一节节车厢。用这种方法拍摄实在太玄了，一点把握都没有，看来还是得老老实实地用取景框才行，在以后的摄影实践中，我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高超”的拍摄方法。这些对技术与器材的选择也是受到当时的物质条件与对摄影的文化需求的共同限制。确实是这两方面的共同限制。从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江南农村，从未到过煤矿。1953年秋天，报社领导让我去徐州贾汪煤矿采访，在此之前我对煤矿一点儿感性认识也没有。在井下摄影，漆黑一片，首先是照相用的光源就成了难题。我当时带着的是单次闪光灯，锡纸泡很不安全，极易引起瓦斯爆炸，所以在矿区是禁用的。陪同我的徐州矿务局宣传处干部刘凤亭告诉我，他们用碘钨灯作照明，无奈我只好借用他的碘钨灯。其实用碘钨灯也有一定的危险，长长的电线受潮、漏电同样会造成事故。由于那时还没有高速胶卷可以使用，也没有安全小巧的万次闪光灯，但为了拍出工人们那种积极工作的场景，除了冒险用碘钨灯外，别无选择。
南京市举办群众歌咏会纪念12.9运动 ，1963年 晓庄
城市里的大游行一直是你广为人知的创作主题，而宏大的场景本身也十分吸引人眼球。拍这些照片时有什么特别的方式或心理活动？那时听到外面敲锣，人们就开始出门。中山路改名成了人民路，鼓楼广场改名成了人民广场，玄武公园改名成了人民公园，胜利电影院更名为人民电影院等，这些变化拍照都能记录下来。因为有可见的事实作为依据。那时候大家很信任摄影，但往往事与愿违。有时候我出去拍照，感到气氛过于热烈，我都会离得远一点，可能是因为这样我才有了很多大场景的接片。有的照片中人山人海，也许在哪一排的人群中能看到我儿子，学校常常组织他们上街游行，我都拍了下来。1964年8月10日，南京市在新街口广场召开万人抗美援越大会，声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保卫祖国的正义斗争。广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如何通过图片宣传来表明南京市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正义斗争的态度是我当时面临的问题。我在会场周围转来转去，很难找到理想的拍摄角度。我们在广场上架了高梯子，但也只能拍些人们高举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画像、打着旗帜和标语、高呼口号的游行照片，无法反映这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集会。我想，只有利用广场旁中国银行大楼的楼顶了。以前我曾在楼顶上拍过节日群众游行队伍，三张接片就可以了，而这次再用三张接片也包容不了那么多群众，我考虑再三，决定拍六张试试看。禄来相机方形磨砂玻璃取景器内有水平线，我按水平线取景，在现场上下左右移动，果断地拍了六张。这是我摄影生涯中创纪录的接片，放大拼接以后，《新华日报》8月11日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幅照片。你拍的那些事件、场景大多看上去广阔，画面构图激进的近景并不多。我很多时候同一个场景也会拍好几张，往往我会觉得画面中那些人物闭着眼睛的瞬间，比眼睛睁开的所谓“好照片”更好，或许是这种选片给你带来了一些感受。另一方面，很多照片拍了，但有些也不大敢去拍，因为担心会给别有用心的人抓辫子。即使有时忍不住拍了几张也要上交。以前交上去的照片我曾去找过报社有关人员，他们说工宣队进驻报社后全给烧了。其实我曾经也拍过很多有暴力、有痛苦、有灾难的照片，只是未能留存。是我自己做的。最早是一个之前在中央通讯社工作的暗房师傅教我。不过有些后期调整很麻烦的也有美术组的同事帮我。有一次我去拍1959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会会场，一般拍接片我会先拍摄中间的画面，再拍两边。但那一次我把闪光灯使用程序弄错了，中间的画面因为台上有强光灯照射画面基本清楚，但四周的场景就欠光照。回去以后，暗房师傅一看不行，我们便找到美术组。当时摄影组和美术组是一起办公，我们一些照片经常请美术组的画家帮忙修整一下。特别是拍摄会场上一些反光的红底金字的横幅，或者多张接片等。这次我拿着相片找到画家柯明，他用笔蘸着墨水一点点将人物背影加深，再用灰色将轮廓勾出，所以那张照片最后上面参会的人都和火柴棒似的排列整齐。好在当时印刷条件差，新闻纸质量也低，最后蒙混过关。
江苏省启东县组织人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 ，1969年 晓庄
除了城市里的这些场面，你也拍摄了大量乡村的集体活动。特别是那些宽幅照片相比于同时代许多单张的“摆拍”作品，并不是简单的对某次活动的宣传或是氛围的渲染，而更像是一种置身事外的记录。农村拍摄的那些照片大多有关水利工程，有时候收稻子的场景我也拍些接片。因为那些场景往往范围太大，我的禄来相机一张完全拍不下。例如堆放在火车站边成百上千吨的粮食，我觉得单张起不到宣传的效果，所以就会多拍几张接在一起。再一个就是当时都是人民公社，大家一起集体劳动，我觉得就拍几个人做“代表”有点太少，不全面。当然这或许和当时我的胶卷很充足也有关。如果这些照片能配合文字把报道的意思表达清楚，一般这些接片也都会被刊登。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画面没有人的照片都是不让发表的？是的，包括《踏碎银波》《朝霞中社员出工》《波光帆影》，都曾由于过于唯美，不敢发稿。1950—1970年代期间你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题材都很丰富，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照片好像不多。1970到1980年代我到南通去了，很多照片后来都没拿回南京。我在南通拍工厂女工花了很多工夫，但是都没有选。并不是这些不好，只是因为我觉得那些照片没有太多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那个年代很多人也都这么规矩地按照范式拍，还是属于在你的工作范围内。不知道这和你当时的心态有没有关系。
连云港花果山水帘洞，1962年 晓庄
辛亥革命50周年，江苏省南京市领导去中山陵谒陵，1962年 晓庄
这些照片是如何保管的，这么大量的资料应该会有所取舍，标准是什么？1950年代初期报社有专人管理资料，每次我们采访回来，都要整理资料，在底片的口袋上写好详细的文字说明，这些简短的文字为照片的新闻价值和历史价值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有的很详细，地点、内容、时间一样不缺；而有的是从备用片中选的，就只有笼统的时间和地点了。现在看来，拍摄后写一个简短说明举手之劳却又多么重要，有些没有好好写说明的底片，时间久了，连自己都分辨不清，只能算是一堆废片，很可惜。到了1960年代，所有资料只是兼职管理，总算还留下了一部分。但“文化大革命”期间，资料根本就无人管。1970年初，我下放南通离开报社的时候，所有照片底片都留存在摄影组的资料柜里。当时对新闻照片的新闻价值和历史价值认识是模糊的，没有从新闻摄影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是新闻，而明天就将成为历史形象的高度上去认识。我只带走了一小部分自认为可以当成艺术作品的新闻照片，对绝大多数新闻题材的底片，却没有引起重视。1980年3月我重返南京时，曾抽空去报社看了一下，发现资料柜里我当时拍的资料底片已落满灰尘，经过多次寻找，才找到一部分零星底片，而大部分弥足珍贵的历史底片，在摄影组搬家的过程中很难找到了。但最终还算幸运，2004年3月在《新华日报》摄影组老同事陈哲、王广林的帮助支持下，在废纸箱里陆续找到了近万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底片。底片袋上擦去灰尘，隐约看到自己当年稚拙的笔体，多么熟悉的文字，在尘封近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南京市民兵游行，1966 年 晓庄
南京市知青下放农村时和亲友告别，1969 年 晓庄五、我只是想告诉后人，我们这一代人的摄影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从南通回南京回后，生活有什么变化。我在你的硬盘里看到一组航拍南京的彩色反转片，那个年代这样的照片不多，这是在什么契机下拍的？是1980年代我在出版社的时候拍的。我爱人1978年从部队转业回南京后我才得以从南通调回南京。我觉得好像我不适合在那里干这种“摆摆弄弄”的摄影工作，跟在文字记者后头，我真的兴趣不大。同时很多想要拍的东西我也不敢发，万一画面里拍下的人有问题我就倒霉了。做记者工作，拍摄的人物都是要审查的。所以拍拍风景，也没人在意。南京这组航拍创作起因是出版社需要一些南京风光照用于出版年画、挂历、明信片等，而只有通过航拍才能拍出中山陵等景点的气魄。从1949年解放到1980年代，南京市的市容市貌没有太多变化，直到新街口高达37层的金陵饭店建成，南京开始了建设热潮，在我航拍中曾经孤独的金陵饭店现在都已经淹没在楼群中了，更不必说当时我有一些私心，想通过航拍留下来的那些老南京民国时期的建筑。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干了两件大事，一是1980年创办《光与影》，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省级单位创办的全国性摄影杂志，杂志名字是我取的。和我的摄影观念有关，我希望摄影是唯美的、纪实的，照片能够拍得耐看点，读者能喜欢一些。我借助这个杂志也了解和学习了大量海内外的艺术摄影创作者的作品，开阔了眼界，结交了不少摄影界的老中青朋友，也为我后来编辑大型摄影画册《中国三峡》提供了优秀的摄影师。我作为《光与影》主编利用外出组稿和影赛评委的机会，能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可以自主拍摄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用相机去记录生活，记录时代的点点滴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同时我也拍摄了许多有关长江和大运河的照片。1994年4月，我正式离休。1992年我策划、编辑了大型摄影画册《中国三峡》，花甲之年的我竟然也有干劲三上三峡组稿、摄影。任务是很艰巨的，但我从未退缩过。只是湖北、重庆等地每次吃饭都有辣椒，让我吃了不少苦头。1995年《中国三峡》大画册也获得了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为了整理作品，我从2000年开始学习使用电脑。人老了真笨，好在我的电脑老师张成军二十余年来一直是我的坚强后盾。我在整理这些残存的底片中，仍可以看出当年的若干历史面貌。事隔70年后，我留存的那些底片，都成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新闻现场的历史实录，2003年出版的《瞬间的回忆》这本画册里我也选用了一点。为求照片的准确性，我还去《新华日报》资料室翻阅了当年的报纸上发表的照片。这些照片虽仅一鳞半爪，但却是时代的、历史的瞬间实录，具有现实性与真实性。它可以让人们记住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往事，更加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对我个人而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是摄影带给我的，而当我遭受挫折和痛苦的时候，也是摄影带给我希望和力量。只有当我与相机为伴时，我才觉得自己的心态依然年轻。和我同时代的摄影者，可能都会有一点和我相类似的摄影经历。这些陈年往事，已成了我的怀旧情结。每当我回忆往事时，内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把它说出来、写出来，只是想告诉后人，我们这一代人的摄影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光与影》在当时的影响力不仅限于摄影界，特别是在1998年改版两年后就迅速停刊在当时全国的出版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讨论。你作为这本杂志的创办者能不能从你的视角谈谈这段历史。1980年3月我调至江苏人民出版社任摄影组长，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筹办恢复《江苏画报》，作为一个之前一直在拍小照，从未当过领导的人，我当时真不知该怎么办。一是难以胜任，二是担心画报是否能很好地作为党的喉舌，配合当时政治运动进行宣传的任务。因为当时的画报没有太多时效性，恐怕也很快会退出历史舞台。出版社的美编室率先办了一份《江苏画刊》，在全国美术界颇有影响，受其启发，我也萌动了想办一本立足江苏、面向全国的摄影杂志。我的设想得到了领导和摄影界的支持。于是在时任社长高斯的大力支持下，以不办画报的代价，创办了《光与影》，开创了省级办全国性摄影刊物的先例。而当时，全国没有画报的也就只有江苏和西藏了。我在1994年离休前也曾物色过我的接班人，希望能有一个摄影人出身，有才能、会经营的办刊人。但我没有话语权，后来办刊的人为了经济效益，在杂志严重亏本的情况下，参考美国《生活》等杂志，改版寻求新的发展，但改版后却失去了一大批摄影读者。市场是无情的，出版社又不重视，只能停刊。就是单纯觉得美，不过现在我去公园都不拍风景了，因为我觉得现在风景没有1980年代我用彩色反转片拍出来的那些好看。以前都是公家配，现在都是自己买，所以器材条件也“差”，用上了数码相机后我反而就拍人。以前拍照有人给你组织人物、摆放道具、安排场景，甚至上大吊车，现在都只能自己抓拍了，如何面对这种差异？1996年 11 月 26日，我在古镇周庄参加摄影活动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使我跌入人生的低谷。我不幸被摩托车撞了，腿脚伤得很严重，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医生告诉我以后再也别想下楼了。我想我这辈子可能都是伤病员了，还能干点什么？在我遭受挫折和痛苦的时候，也是摄影带给我希望和力量。治疗休养了一年多后，1998 年的夏天，我终于能拄拐下地。车祸之后，一向好动的我迫使自己安下心来整理过去的底片。梳理了自己的新闻摄影生涯：从抗美援朝、互助组、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知青下乡到干部下放以及“文化大革命”等。1970 年代在南通，1980年代至今一直在南京，我都不会放过每次摄影机会，所以现在还能拍照其实是一种幸运。腿脚不行需要坐着轮椅偶尔去家门口的公园转转，主要拍拍公园的新景象和人们的生活。也积累了众多反映改革开放新气象的照片。1999年腿脚恢复得稍好些，我又忙里偷闲想外出摄影，想完成我以前那些拍摄的重点题材。在整理老照片同时，我先后 4 次去到淮安三河闸，又找到了之前拍的照片里盐城建湖县互助组查金秀一家当年春节试穿新衣的儿童；在杭州影友陪同下，回到了舟山群岛我曾经当过兵的地方；在太仓找到了“文革”时期太仓县洪泾大队在田头学语录的红卫兵；还在南通见到了当年在公园舞台上，演唱《红灯记》的小红花演员李仲慧。在各地影友的邀请下，我先后在奉化、张家港、南通、镇江、杭州、舟山、无锡、南京、太仓等地，为他们讲老照片的故亊。车祸后我忙着整理底片，先后出版6 本图文集，办了 4 次摄影展览，时间在繁忙的工作中过去了，我竟意外地活到了 91岁，我终于相信祸福相倚的事。
古林公园春游，2024 年 4 月 18 日 晓庄
我看您最近拍的照片尤其注意人们的表情和各处的标语？因为人的表情比公园的牡丹重要（笑）。其实很多人在公园里拍照是在破坏（环境），为了达到目的到处摘花折草。其实这些“大爷”“大妈”也是我年轻时那些拍摄对象的同龄人。我现在坐着轮椅拍，站不起来，也只能拍到这些。我不喜欢无人机，构图变得太容易了。说实话，我现在照相条件还没以前好，现在照相机都是自己花钱买。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老是简单地拔高自己，各有各的长处。本文经由被采访人修订，发表于《中国摄影》2024年8月刊
晓庄年表
1950年 3 月，在 解放军麓水报社开始从事摄影工作。1951年，《海上剿匪》，在画报上发表的第一张照片，发表于 1951 年第三期《华东战士》画报。1952年 9 月，转业至 《新华日报》任摄影记者 。
使用苏制基辅相机，1954 年
1959年9月，作为江苏省体育代表团摄影记者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釆访。
1962年，《踏碎银波》 入选“中国摄影五十年摄影展”。
1968年，承担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拍摄任务。
1970年 1 月，下放至南通，先后在《南通日报》和南通市文化局工作。
1977年，《生机勃勃》入选全国影展获优秀作品奖。
1980年 3 月，调至江苏人民出版社，筹办全国性摄影刊物《光与影》摄影艺术杂志并任主编。
1985年，《专业户进城》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妇女摄影展览”中获得银牌。
1986年，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1987，《古镇烟雨》入选“中国风光摄影艺术展”。
1987年，获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工作协会 颁发的荣誉证书。
1989年，《光与影》作为发起单位和东道主在常州召开了全国摄影报纸杂志主编会议，增加了摄影报刊之间横向联系。1992年 12 月，获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荣誉杯”。1995年，策划、编辑的《中国三峡》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0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2008年 8 月29日，在北京举办“激情岁月：晓庄摄影作品展”。
2009年 9 月，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的“从亊新中国文艺工作六十年荣誉证书”。
2010年 7 月31日，在家乡奉化举办“与新中国同步：奉化籍摄影家晓庄从影 60 年回顾展”。
2011年 10 月，在淮安国际摄影馆举办“蹉跎岁月：晓庄摄影作品展”。
2019年 9 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
2022年 11 月，获江苏省文艺大奖·第四届摄影奖，终身成就摄影艺术家。
夜拍长江，2022 年 10 月 肖尔雅（晓庄之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