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法国摄影师埃莱娜·霍普诺（Hélène Hoppenot）曾在1933年至1937年以外交官妻子的身份来华，在日常生活和各地旅行中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摄影作品，她用敏锐的眼光捕捉20世纪动荡的中国那些日常的地方风俗和风景，作品既有诗意的柔焦风格，又有突破常规的探索，表现出朴素且古典的美学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她的经历及作品，以曾经被忽视的女性视角，窥见正在被影像塑造的20世纪早期中国的面貌，以及彼时来华女性摄影师对摄影的视觉效果、形式与价值的尝试。
[关键词] 20世纪30年代 中国影像 西方摄影师 女性视角
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的时期，众多外国摄影师来华，为中国的历史影像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1933年至1937年，法国摄影师、日记作家埃莱娜·霍普诺（Hélène Hoppenot，1894－1990）在中国生活，拍摄了彼时动荡与平静、开放和封闭共存的中国社会影像。1946年，《中国》（Chine，1933－1937）画册出版，成为20世纪30年代少有的国外女性视角下的中国摄影集。近年来，埃莱娜的影像入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镜头后的新女性”摄影展，其个人展“昨天的世界”于2016年在法国展出。她用敏感而坚韧的视角，记录下二战前后动荡世界的变革。©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回看埃莱娜的人生，她与摄影结缘似乎早有预示。1894年7月25日，埃莱娜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军官家庭，年轻的她热爱音乐，学习过钢琴，曾在巴黎的独奏音乐会上担任歌手。1915年，她与亨利·霍普诺（Henri Hoppenot，1891－1977）相遇。亨利于1914年8月加入法国外交部，1917年，23岁的埃莱娜嫁给了这位外交官。1918年，亨利被任命为公使，埃莱娜从此便开始跟随丈夫全球旅行。一个练习武术的人，中国，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坐在街上看鸟笼的人，中国，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北京永定门前的小摊贩，1933－ 1937 年 埃莱娜·霍普诺 ©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1918年到1933年的15年间，霍普诺夫妇成为欧洲和南美洲八个外交使团的成员。在巴西期间，亨利担任法国作家、外交官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8－1955）的秘书。在那里，克洛代尔正在向一位当地的法国业余摄影师学习，埃莱娜参与其中，并被克洛代尔的摄影热情所吸引。克洛代尔和中国感情深厚，1895年至1909年，克洛代尔在中国担任领事，先后在上海、福州、杭州、北京和天津生活过，完成了他作为外交官最长的一次任务。正因为克洛代尔，埃莱娜产生了对中国的向往之情。艾拉·梅拉特 (Ella Maillart) 与一群朋友在北京颐和园的大理石船上拍照，1935 年 1 月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婚礼仪式，北京，1933 － 1937 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蒙古族妇女和儿童在镜子前合影，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对埃莱娜来说，日记既是个人的见闻纪实，也是私密的情感载体。1923年，他们的女儿维奥莱娜（Violaine）在智利出生。母亲的身份给埃莱娜带来的“只有灾难的感觉”，分娩后，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她写道：“这里来了一个入侵者……她通过折磨我的生活来维护她的生命……[1]”，失去自由和身体的痛苦给埃莱娜带来了长期的低落情绪，她不得不通过写日记督促自己振作起来。除了对这一苦恼倾诉之外，埃莱娜的日记充满着对旅途所见的热情，将自己的浪漫发挥到了极致：她赞美巴西“厚重、深沉、坚不可摧的美”，叹赏地中海“成熟的桃色之光”，描绘黎巴嫩“香草色、五彩缤纷的仙客来”……1927年，她写道：“我多么想打开这个过于狭窄的星球，跳上其中的一块，出发去探索宇宙。[2]”丰富的阅历、热烈的探索欲，使得埃莱娜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去发现陌生地域的独特性，并进行艺术创作。©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板仓河，中国湖北宜昌，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2012年，克莱尔-保尔汉出版社（Claire Paulhan）出版埃莱娜日记第一卷（1918－1933），记录了她在里约热内卢、德黑兰、柏林等地的见闻，编辑玛丽·法兰西·穆斯里（Marie France Mousli）整理并作序，在其中附有与日记相关的照片、文件和地图，赋予了这本日记极高的文献价值。埃莱娜的文笔“像摄影快照一样精确”（Hélène Gestern，2012）[3]，形成了这本日记的独特风格。之后，她的日记陆续被出版。第二卷记录了她回到法国之后，对政治和外交世界的描述。第三卷记录了“二战”期间霍普诺夫妇在乌拉圭的工作和生活。在河边洗衣服的妇女们，中国，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1933年，亨利·霍普诺被任命为驻北京大使，埃莱娜随丈夫来到了她向往的中国。在中国，她有着“像被一条温暖的围巾包裹着的幸福感[4]”，激动之情无以言表。此时的埃莱娜已经着迷于摄影，日记已不能满足她记录所见所闻的迫切愿望，于是她暂停写作，转而投身摄影。为此，埃莱娜从德国纪实摄影师赫达·莫理逊（Hedda Hammer Morrison）工作的哈同（Hartungs）照相馆买了一台6×6的禄莱（Rolleiflex）相机，这一专业型的中画幅双镜头相机在当时备受青睐，是莫理逊和同期在中国的女摄影师艾伦·托尔贝克（Ellen Thorbecke）的常用设备。©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人力车，中国，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有了相机后，埃莱娜忠实地记录着所见。“我们不知所措，我们没有一天不对自己说：‘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5]”，中国对于这对夫妇有强大的感染力。埃莱娜把日记的写作风格延续到她的摄影表达，饱含情感地关注着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中国，她既是“旅行家”又是“外籍居民”，对脚下土地本身的探索欲超过了政治和外交的意图。受到浪漫的画意摄影和当时流行的杂志摄影的影响，埃莱娜的作品既有诗意的柔焦风格，又有突破常规的探索。因此，她对画面的选择并不局限于常规的图式，许多平日被人忽略的，甚至是“无意义”的细节被她记录下来，让人看到历史亲切又令人安心的一面。埃莱娜的照片也展现着当时在北京的外籍人士的生活特征：既有外交典礼、外籍婚礼等外交氛围，又有爬山、走街串巷的市井风貌。长江岸边的两人，中国，1933－1937 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在田野里劳作的儿童，中国，约1935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20世纪30年代，世界进入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的尾声，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用摄影进行自我表达，与埃莱娜同期来到中国的欧洲女性摄影师也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影像资料。1931年底，荷兰女摄影师艾伦·托尔贝克作为《柏林日报》特别通讯员同外交官丈夫一起来到中国，为报社提供远东文字和照片，撰写中国经济和金融状况的文章，出版了《北京研究》（Peking Studies, 1934）、《中国人生活百影》(People in China, 1935)、《上海》（Shanghai, 1941）等摄影画册。她将照片、图表、文字和生动的插画相结合，以类似方志的形式介绍中国百姓的工作和生活。1933年，赫达·莫理逊不愿忍受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来到北京的哈同照相馆工作，1938年日军占领北京后，莫理逊离开照相馆，成为旅居中国的自由摄影师。在中国的13年间，莫理逊拍摄了不同主题的内容，并配以文字介绍，用来出售给想要制作纪念品相册的外国人，出版了《洋镜头里的老北京》（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2001）《中国游记，1933－1946》（Travels of a Photographer in China, 1933－1946）等书。在分门别类记录中国各地的同时，她们与埃莱娜一样，关注着历史进程中的平凡个体。不过，作为少有的、较早来到中国并将摄影作品出版成册的女性摄影师，埃莱娜不同于代表官方的摄影记者，也不服务于明确的读者群体，且未对作品进行专门分类，她始终以外交官妻子的身份，着眼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以及自己的感受。北京天坛祈年殿，1933 －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1946年，艾伯特-斯基拉艺术出版社[6]出版了埃莱娜的《中国》画册，全书由一篇导言和80张关于中国的照片构成。导言由埃莱娜的好友克洛代尔撰写，他借助一张来自《纽约每日镜报》的自杀者在帝国大厦平台边缘的照片，表达了他认为摄影是一种工具的认识，强调了摄影“捕捉正确瞬间的本能[7]”。宋帝陵里的陪葬雕像，中国河南，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十三陵里的大象雕像，中国南京，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图片部分为埃莱娜1933年至1937年在中国拍摄的作品，包括北京、南京、杭州和云南等地区。整本画册中，市井、宗教、帝陵等主题相间排布，既有强调纯粹形式美感的屋檐与树枝，也有着重乡土纪实的船夫、摊主和孩子，更多的则是游荡于二者之间的意象：一篮子鹅、满墙假发、一地草鞋、一尊佛像……这些细节表明，埃莱娜不只是选择宫殿和庙宇这些代表中国的宏大意象，也没过于停留在动荡时代下的破碎表面，而更多地记录了在大历史中未被关注到的、普通民众平和缓慢的生活细节。实际的生活用品和平凡的自然景观仿佛是当地民众之所见，埃莱娜将它们融解在编排中，呈现市井但并不定义市井，为读者提供了克洛代尔眼中“充满可能性的虚空[8]”——它们或许充满争议，但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背后的复杂意涵和秩序都交由读者来思考和填补。澳门的海滩一角，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在《中国》画册中，二人将对中国的感情浓缩其中：克洛代尔从对中国及其居民的直接体验出发，讲述了长期在中国的生活让他认识了这一古老帝国的辉煌、衰落与善良，而埃莱娜的作品让他回忆起全身心投入中国生活的过往；埃莱娜的镜头对准了中国地方风俗、风情和风景，种种习以为常的场景被温和地记录下来，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凝固在时间里的、去神秘化的中国。除了《中国》画册，埃莱娜另外一些关于中国的照片编入《远东》（Extrême-Orient，1951）画册中，这一画册是霍普诺夫妇在亚洲旅行的照片，包括长城、寺庙、葬礼风俗等内容。关于中国的两本摄影画册均编辑于抗日战争之后，曾任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高级策展人的盖尔·牛顿（Gael Newton）认为，可能与此前日军入侵中国的现实有关，这两本画册都带有“朴素沉郁”的气质[9]。埃莱娜的丈夫亨利为《远东》撰写了序言，他同样哀叹古老文明的逝去，认为“那些脆弱的表面消失了[10]”。居住地，中国云南，1933－1937 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到世界尽头，步履不停。[11]”带着这样的愿望，埃莱娜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努力记录了她所经历的“幸福时刻”。正如玛丽·法兰西·穆斯里（Marie France Mousli）所说，“照片和日记是一个消失的世界的独特见证，标志着一个时代和一个生命的亮点。”1937年初，埃莱娜离开中国，重新用日记的形式记录生命的“亮点”。她通过镜头和文字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期间和之后世界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出版了很多具有特色的旅行作品：《罗马》（1952 年）、《突尼斯》（1952 年）、《墨西哥》（1954年）、《危地马拉》和《秘鲁》（1955 年）。1956年，亨利结束了他的外交官生涯。此后的10年间，埃莱娜继续行走，重游她热爱的地方。其间，她参与了北约巡回展览（exposition itinérante pour l’Organisation du traité de l’Atlantique nord, 1960）和东柏林“人类的幸福”十月革命50周年展览[« Vom Glück des Menschen » (« Le bonheur des hommes »), Berlin-Est, exposition à l’occasion du 50e anniversaire de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1967]。1990年12月，埃莱娜在巴黎去世，但这位20世纪女性摄影师的作品仍然不断被发现并展出。她的作品被选入一系列经典展览，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的官方网页上也有27张埃莱娜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曝光显示着这位摄影师正逐渐进入大众视线。©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装鹅的篮子，中国，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2016年3月至9月，埃莱娜的个人展“昨天的世界”在法国蒙彼利埃市（Montpellier）人民馆[12]举办，展览由蓬皮杜艺术中心原摄影部主任阿兰·萨亚格（Alain Sayag）策展。该展览选取了埃莱娜在1933年至1956年拍摄的150多幅中小画幅作品，按大洲分类展出。萨亚格评价她的旅行摄影“有一种可被称为‘古典’美学的永恒性”，正是这种摄影媒介的直接现实主义与实现理想美学的愿望之间的矛盾，赋予了她的作品重要价值，时过境迁后，依然保留着最初的光彩。他还认为，埃莱娜的这类影像展现了外来资产阶级群体对摄影技术的运用：面对一个尚处在封闭状态的社会，摄影能够让他们保持令人安心的距离，连接因语言和习俗造成的隔离感。[13]2021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镜头后的新女性”（The New Woman Behind the Camera）摄影展，来自20多个国家的120名摄影师参加了这次展览。埃莱娜《中国》画册中的“莲花”和“杭州市附近的店主”这一个对开页在此次展览中被展出，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也收藏了这本画册。这一展览探讨“新女性”主题，展现了20世纪20至50年代以摄影作为表达方式的女性在生活和艺术上做出的革命性改变[14]。装石头的篮子，中国，1933－1937年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作为这一时代少有的、拥有相对良好的工作环境的女性，埃莱娜曾富有远见地描述未来：“总有一天，（妇女）将制定自己的法律，自由生育或堕胎，而不必担心可怕的丑闻：那将是她们的黄金时代”（1923年3月2日）[15]。在见过德黑兰对妇女的禁锢、亚洲女性受压迫的情景后，她对妇女地位的发展依旧充满信心，并不断地输出自己的表达。“埃莱娜·霍普诺站在地缘政治事务的最前沿，用她敏锐的目光和尖锐的笔触记录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动荡局势。”黑皮书系列《女性摄影师》（2020年）这样评价埃莱娜，肯定了她卓越的写作和摄影成就。埃莱娜· 霍普诺的肖像，1918年 保罗· 克劳德尔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埃莱娜·霍普诺和亨利·霍普诺在去往中国的轮船上，1936年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坐着滑竿上山的亨利·霍普诺，湖北，1935年4月 埃莱娜·霍普诺
©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Diplomatic Archives, Hélène Hoppenot Collection“为新的经历、不稳定的日子、意外的邂逅和不可预知的事情而着迷。[16]”，这是埃莱娜对自己的形容，也让她在动荡的20世纪，为世界留下了非凡的文字记录和视觉见证。
注释 :
[1][2][5][15][16] HÉLÈNE HOPPENOT, Journal 1918-1933: Rio de Janeiro, Téhéran, Santiago du Chili, Berlin, Beyrouth, Damas, Berne[M]. Marie-France Mousli. Paris: Éditions Claire Paulhan, 2012.[3] HÉLÈNE GESTERN, Hélène Hoppenot, Journal 1918-1933 [J]. Itinéraires, 2012, 168-172[2023-10-19].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itineraires/1208.DOI: 10.4000/itineraires.1208[4][13] ALAIN SAYAG, Texte d' intention du commissaire d'exposition Exposition[EB/OL]. Hélène Hoppenot. Le Monde d'hier, 1933-1956, Pavillon Populaire, Montpellier, (2016)[2023-10-19].https://www.relations-media.com/helene-hoppenot-le-monde-dhier-1933-1956-pavillon-populaire-montpellier/.[6] Editions D'Art Albert Skira，又称Skira，是一家出版公司，由Albert Skira于1928年在瑞士创立，现总部设在意大利。该公司尤其以 “大幅提高色彩再现质量”的艺术书籍而闻名。[7][8] HÉLÈNE HOPPENOT, PAUL CLAUDEL, CHINE[M], Editions D'Art Albert Skira, 1946.[9] GAEL NEWTON, Hélène Hoppenot and 1930s women modernist photographers in Southeast Asia [EB/OL].(2024-01)[2024-03-07].http://www.photo-web.com.au/gael/hoppenot/.[10] HÉLÈNE HOPPENOT, HENRI HOPPENOT, Extrême-Orient[M]. ldes et Calendes, 1951.[11] Présentation de l’exposition, Hélène Hoppenot. Le Monde d’hier, 1933-1956[EB/OL], Pavillon Populaire, Montpellier, (2016)[2023-10-19]. https://www.relations-media.com/helene-hoppenot-le-monde-dhier-1933-1956-pavillon-populaire-montpellier/.[12]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民馆（Pavillon populaire）一直是一个专门展出摄影艺术的场所，位于蒙彼利埃戴高乐大道（esplanade Charles de Gaulle）。它由建筑师莱奥波尔德-卡里耶（Léopold Carlier）建于 1891 年，曾是蒙彼利埃学生总会（Association Générale des Étudiants de Montpellier）的总部，后来成为该市多个协会的所在地。[14] The New Woman Behind the Camera, The MET Museum[EB/OL]. [2023-11-05].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834471.本文发表于《中国摄影》2024年9月刊“海外”栏目，图片由法国外交档案中心提供，影易时代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