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比政治

夜读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1936—，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汉学家)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张岱指摘明朝廷以八股文“镂刻学究之肝肠，消磨豪杰之志气”，稍有不合格式之处都不行，就算是大学者，“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除非“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其结果是贻祸天下，能通过科考的人，“非日暮穷途，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

读着读着，不知怎么就联想起我身处的“摄影界”来了，特别是因袭多年的评比、遴选机制。这套机制与早已废除的科举制度之间竟然有那么几分神似。每一次遇见那些热衷于谈论并参加各类评比的朋友，当他们神神秘秘、谦卑地打探评委偏好，揣摩想像中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评委们的心思，精心准备呈送那些可能会得到青睐的作品，甚至委托中间人找关系、递句话时，总觉有些话要说，但一直不知该说什么，怎么说。

目前通行，甚至是左右摄影评价标准的摄影评选、比赛机制，到底是如何确立的？这一机制对千军万马、挤在这根独木桥上的摄影人，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受制于这套评选机制的“中国摄影”真能走向繁荣，进而产生所谓的“大师”吗？

一句话，比赛心态能赛出特立独行，拥有独立思想、甚至独立人格的摄影家吗？建立在竞争、比拼，并需要揣摩、顺应规则与心态的行当，真的会迎来“大丰收”吗？众多摄影人思之慕之的摄影比赛、景仰有加的评委老师们，真的能载起他们的梦想与托付吗？如果这一机制下盛产“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之辈，那真到了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

说来气短。很多时候，临时拼凑起来的“评委会”，多为趣味相近、又需在业界相互照应的同好，以“朋友们聚聚”的名义集合起来，吃顿饭，拿点评委费收场。有评委直到走进评比现场，还不知道今天所评为何物。但，这样的场合大家自是其乐融融，旧雨新知，嘘长问短，把酒言欢，真正坐下来讨论比赛主题、规则，分析来稿情况，甚至看照片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更为糟糕的是，你精心准备的照片甚至没有进入这些评委的视野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而干那事儿的人往往就是一位自认为对摄影很在行的“工作人员”—那主儿对自己的能力拥有十足的自信，依照自己的认知水平，在评委们到位前就已经挑选出那些“值得评比”的照片，体贴地“别浪费了评委们的宝贵时间”。而事实上，诸多有价值的照片在这位幕后人物的手中就夭折了。

此间，召集人的角色颇有意味。其一，此君为大家感激的对象，有好事，没忘记老朋友：“你是个好人！”其二，这个“好人”，往往也会坦率直白，面对自己人，用不着绕弯子，评选开始前就把比赛组织者的意图，包括必须保证的奖项、甚至主要奖项归属等等一一道出，总之，“好人”也乐得一言堂。

当然，“好人”也有说漏了的时候：请各位来，主要是想利用一下各位的机构名头，还有各位大腕儿的声望云云。这些纯属多余的话，往往会引来意想不到的高潮。为了求得短暂的心理平衡，而不仅仅被指为白吃白喝的“花瓶”，评委中的个别人总能顺应大家的心思，适时挺身而出，充当起代言人角色，在适宜的时段，选择一个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向召集人，也就是那位“好人”发表一点“不同看法”。吾爱吾友，可吾更爱真理呀！评选现场难得一现的喧哗、热闹场面终于出现，大家就此展开热烈争辩。一旁不明就里的年轻工作人员为评选的民主氛围深深感动了。无疑，这才是这出喜剧的高潮所在—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评比政治局面。

中国式摄影评比之情状可见一斑。

奇怪的是，很多时候，就摄影比赛所展开的严肃讨论，并不总是需要的，有时甚至会被刻意规避。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这大体可以归并为评选操作的政治学之列：有些前提就是不容讨论，有些规则就是不容置疑，有些话就是不能不听，有些结果就是不容更改，有些事情就要晦暗不明，有些评委就是不容串通一气，有些人情世故就是不能不讲。下次出局的那一位评委，好听点说叫“书生气太足”，不好听点说叫“不懂事理”。有人长期兼任“职业评委”，而有些人却昙花一现，个中三昧，不是每个人都能参透的。

眼界所及，目前还没有对1949年以后的摄影评比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问世。有关中国特色评选制度的生发、形成、定型、影响，运行机制，评委、参与者构成，及其与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商业，乃至文化、道德，甚至世俗人情之关系的论述，还较为鲜见。近二十年来，随着西方摄影评选形式的移植，先前已经固化的“中国式评选”，又是如何与之碰撞、迎合，及至妥协的，并且生出了什么样结果，诸如此类的问题，当进入研究视野。更加细化下去，对同类比赛的历史现状分析，参评作品，人员的分析，评选结果对于摄影行为的影响等等，这些还都没有纳入评选—这是需要具有专业水平才能操作的专门领域。

一言以蔽之，说评委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样的话可能会遭致许多人不满。那些有影响、有担当的德义之士，保不准会愤愤然诉说自己绝不是同流合污之辈；其间偷着乐有利益纠葛的操盘手，更可能会率先举起“公正”的旗帜，站出来挞伐。但，看过多少评比无端地成为评委们之间的意气之争，曲折地显摆个人才艺、为自己的江湖地位谋篇布局，或怀揣个人小九九，带着任务而来，为自己的哥们兄弟争名夺利，而全然不顾绝大多数参评人的利益，置基本的公正而不顾时，这种场合，那些正襟危坐的评委大人团队，不是乌合之众，又是什么呢？管仲云“乌合之众，初虽有欢，后必相吐，虽善不亲也”。古之乌合之众，初还有欢，有善，今人恐怕连这两点都免了，剩下的大体也只有“相吐”、“不亲”了。

此等怪现象充斥其间，并不是否认那些严肃、负责任的评比存在。评委们严肃认真、不计名利，大家严肃地讨论与评选主题相关的问题，这样的比赛也并不鲜见。没有统计数据，或者根本就不可能统计出这其间的比例来，做对比分析。

不过，细细思量，评委们还是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受制于多年形成的共识。这已经成为“中国式摄影比赛”的应有之义。过往岁月的幽暗不明处，答案总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摄影比赛的浮华万象背后，总有历史的规定性，冥冥之中在起作用，在左右着“职业评委”们的行为，自然也映照出众多参赛者的苍凉来。

这一评选体制的标准，或历史规定性，集中体现在1960年代初期的表述中。1961年12月出版的《中国摄影艺术选集（1959 - 1961）》，对“新中国摄影艺术风格的主要特点”做了如下表述，编者声言，这一切都是“根据国内外舆论的反映”得来的：

“蕴含着很深的思想内容”，具有“明确的主题和目的性”，作品“充满着生活气息，洋溢着时代精神”，“除了给欣赏者美的满足，还给人们很好的教育”。中国的摄影家善于“用细致的艺术手法，严谨、浪漫的构图，把振奋人心的场面鲜明地表达在画面上，使人看到就产生一股热力，向往着更美好的未来”。依照这一标准拍摄出来的照片，才能“配得上我们国家和我们国家国际声望日益增长的形势”，“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

但，影像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作风”、“民族风格”的最终确立，不只关涉内容，同样也关注形式。早在1949年，吴印咸在谈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时，就提出了几十年来中国大陆摄影界奉为圭臬的摄影构图的金科玉律，确定摄影作品在“形式上应包括”：“主体物、陪衬物、画面均衡、地平线、视点、空间与物体的配合、画面的色调与明暗的分配、画面的划分与联系、阴影与构图、摄影机的角度与构图。”

这成为解读图片的标准话语，及判断作品“好”与“坏”的重要依据。几十年的摄影评比，无论形式如何变化，似乎都是万变不离其宗。

这样一种标准主导了几十年，直至今天依然影响深刻。一代代影像话语主导者和生产者，当然包括那些说一不二的评委，共同打造了那些洋溢着完美、高大等独特精神气质与构成形式的照片，被西方图像研究者戏称为“老共照片”（old communist picture）。

只是，在今天，在这一标准逐渐丧失主导地位以后，众声喧哗的场面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过，变了的是花色品种，不变的却依然是评比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