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过眼录（中）：辛亥年吴稚晖说摄影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年。远避英伦的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人，民国政治家、教育家）最终得以伏案疾书。摄影术传入以来，自国人视角，比较视野，具有启蒙、批判精神的开创性文章就此诞生。这距他“如发疯然”沉迷摄影已5年有余。 这一年，因牵涉“苏报案”，“倡言革命，煽动谋逆”，流亡欧洲8年之久的光绪辛卯（1891）举人吴稚晖，参与创办鼓吹革命的巴黎《新世纪》周刊，经费支绌不能继续出版，加之先前同盟会机关报东京“民报”停刊，遂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由巴黎退隐伦敦家居后，开始从事天文、地理、进化、照相一类新知研究。寓所附近图书馆藏书丰富，他常前往查阅，回家后随时为女儿芙（孟蓉）、儿子详（叔微）讲解。 去国怀乡，往事感伤无限。“念故人之相待，及离家之草草，颇无生人趣”；“饥不能食，卧不能枕”；“病浪不宁，胡思乱想”……离家赴欧时的情景再次涌上心头。更及抵达伦敦后不堪回首的情形：“晚，不成寐，甚忧贫。” 这一年吴稚晖47岁。 时年43岁，“如发疯然”专研照相的吴稚晖 选自《吴稚晖先生遗像》 17年前的1894年6月，未满周岁次女蕖夭折， 吴稚晖“因念其敏慧，不怡者累日。”7月，中日交战，甲午战争爆发。也正是那一年，吴稚晖总角之交王英冕（曼卿）病逝。而立之年的吴稚晖经历了人生中至痛的无常景象。 1910年8月29日，与他感情甚笃的文明小学英文教员、外甥冯伯始因肺病在苏州耶稣教会所设医院天赐庄去世。接到家信后吴稚晖悲痛不已，哀叹：“吾妹无嗣矣。” 1911年夏日，伦敦寓所内，清寂中的吴稚晖，托外甥冯伯始、友人王英冕、次女蕖等亡灵为书中人物，以1900年间庚子事变为背景，自北京到天津，海路逃往南方的“海晏号”船甲板上讲述、争辩科学新知，著成章回体科学小说《上下古今谈》，同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第八回“望远镜先登荷兰市，写真术创始协南城”，通过对西方工业文明进程的整体关照，用中国人惯常的口吻、视角全面叙述了欧洲照相术的发明经过，传入中国以来的种种情状，世俗社会对其的认知、态度以及东西方照相观念的差异等问题。 一、沉迷 1906年，42岁的吴稚晖避居伦敦扼卜顶。这一年的2月28日，始习照相术；4月13日，以15磅9先令自购照相机，连日为人照相，放大翻照。1907年1月14日添购照相灯。 1906与1907这两年，是远在他乡，身受贫困、疾病、思乡困扰的吴稚晖最痴迷于照相的岁月。百年前中国摄影探路人鲜活、珍稀的叙述，可从其“民国前六年日记”、“民国前五年日记”等中读到。前期，他主要搜集摄影资料、照相器目，购买器材、药液、布置暗房，然后开始给熟人照相，再到四处拍照，抒发心意。拍照地点多为公园、海边、街道，拍摄题材广泛，包括建筑、风物等。日记中吴稚晖的熟人经常出现，政治人物如孙中山，另有朋友、家庭主妇、孩童等。1906年8月30日的日记中还记下了“裸照，照照暗房”等内容。 这些文字中，摄影者吴稚晖悲欣交集的心理状态毕现。 1906年5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照提伞而出，又孙逸仙等，皆好。甚风。愉悦之情溢于言表。”半月后的5月18日“早，5点即醒，先上药于暗。热甚。讫下午，两片无影，若丧考妣。夜，又忘倦，上好两个片药，始知康脱之谬，已晚。” 最可见因照相引起情绪波动的记录，莫过于1906年8月中旬日记：15日“上午，游灯塔，照相”；16日“朝，在花园照相。”但17日的日记中却出现了“收拾照相具，誓不再照”的话，日记中没有注明因由。接下来的几天里，吴稚晖又为照相忙得不亦乐乎，丝毫看不出上句话的来头。 1907年7月19日，吴稚晖记下了自己“发疯然”的照相热情：“下午，欲买大学不得。取粗簾不得。又买入镜头如发疯然。跑得倦极。”当然，寂寞、郁闷的情形也不少见。这一年的9月3日“夜收拾暗房，甚迟”；4日“印照相，小唐来缠，恶之”；11日“洗昨日片，一张无佳者，闷甚”；14日“黏暗匣，未成，茫茫一无所做，翻文亚相，印印片，贴贴而已。” 吴稚晖接触照相，始于1904年3月，那时他住在爱丁堡，一边学英文，常到教堂听道，并去伦敦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写真铜版，渐渐接触到照相术。日记显示，照相所需购置器材及材料费用，全由来照相的人随意支付，多少不等，方式不一。旅居英伦的吴稚晖许多时候生计难以为继，没有他人资助，不可能沉迷照相这一爱好。1906年12月23日曾记述道，“子鸿来，馈两磅，却之，示以‘俺是乞子’。”4天后的深夜，计划去巴黎旅行，吴稚晖资费无着，不得不冒雪访友：“夜至揆伯所。大雪。借揆两镑。”可以说，没有朋友资助，吴稚晖是断然玩不了照相的。 1900年代工作中的摄影师：摄影师在拍摄地震后的旧金山市政厅, 加州，1906。 佚名 摄 仅以1906年2、3、4月为例。从以下这些日记摘录中，便可看到吴稚晖对摄影的痴情程度，情状犹在眼前： 2月23日、24日，看照相书，知显影。 3月5日，缝暗房未成，颇迟睡。 3月6日，夜，做暗房成。 3月20日，照相器等十四先十一便士。 3月21日，照相始。下午洗出四反影片。照相器五先十一便士，洋铁桶等三先。 3月24日，朝照唐小女二影。 3月25日，晒好唐小女片三。照小唐片一。 4月3日，得颜色照相书，及印书术报。 4月4日，审所买镜箱可做之尺寸，甚疲。 4月11日，朝，得照相书店书，言镜箱将于今日到（岂知未来）。夜，修暗房。 4月13日，下午，得照相镜。照相镜，十五镑九先。 4月14日，下午，照梅侣。 4月15日，文亚朝来照相。下午，照小唐脚踏车。 4月16日，照相等。 4月19日，夜，知镜可放大。并知淡罗印片可放大覆照。下午照佩兰。 4月20日，梅侣照我相，未佳。因得气泡。 4月24日，做照相镜甚疲。 4月26日，下午，自动照片二。定药二便士。 4月27日，照会馆。始照罗簾。下午，印自照，同照片，二成未佳。 4月28日，印会馆人物。下午，送照及中外报与文亚。夜，得伊孙逸仙照等。 下午，梅侣取小镜箱往照其同学，未佳。 下午，照唐婆，并自照其母甚佳。印纸一先，片一先，药水七便士，小照架十便士。 4月30日，借千里镜。下午，照孙文等，照毕，梅侣引同学来照。孙照等皆露光。照我床上。照相物等九先三便士。 吴稚晖暗房建成后，即向同好开放，一起钻研摄影。孙鸿哲（字揆伯）便是常客。1905年，孙鸿哲为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学生。这年冬天，伦敦第一个签名加入同盟会的曹亚伯劝说吴稚晖入会，吴大笑，不从。同坐的孙鸿哲缓缓冷语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余已先署此盟书矣！”吴稚晖遂签立盟誓。但与孙鸿哲的交往，吴稚晖的日记中记下的却多是“与揆伯聚谈照相及工艺等”，仅1906年10月下旬，便可多处见到孙鸿哲同样痴迷照相的身影：26日“与揆伯来买放大器”；27日“揆来修放大器。夜设暗房”；28日“日间揆来放大，并翻照”；29日“揆伯自来放大仍无效”；30日“下午揆伯来放大”等。曹亚伯也成为吴稚晖记录中常见的拍摄对象，1906年10月29日，吴稚晖就“寄一打半照片与亚伯”。 百年前，东方大清帝国的反叛举人吴稚晖，在西方广泛吸纳、涉猎照相知识的情形，在日记中也多有记述。1906年10月9日，吴稚晖在伦敦“看帝国照相会”。 1907年1月17日，他又在巴黎“看去年所看博物院照相部”，这一次的观感是“愤闷已极”，原因是“室小，物不完”；25日，“夜，在花园，谈花园，谈公教育。争甚力。拟先作照相书。睡甚迟。甚热。” 对史家来说，吴稚晖有关摄影书写的发端，大概可以追溯到这一夜。 二、书写 吴稚晖把摄影术的发展历程纳入中国人的时间维度，通过游走世界、见多识广、喜好天文地理的潮州籍水手“老郭”之口，或老郭转述他在美国旧金山开照相馆表兄的说法，把这段历史串了起来： 嘉庆十年的光景（注：1805年），英国有位化学先生⋯⋯第一次得到了一点照相的意思。 到嘉庆十九年（注：1814年），法兰西出了一个聪明人，叫倪浦士。 到道光七年分（注：1827年），才做了第一张照相出来。 跟手道光二十一年（注：1841年），又有一个英国人，想出了照相纸，虽然起初十年，只有湿片，到咸丰年间，才有现在的干片。有了照相纸，大家就废去古法，终把照相印在纸上。 讲述人老郭与摄影术联系起来，是“同治末年”（注：1874）的事情。那时他刚七岁，在香港见人照相还用湿片，照相师傅口里念着“天地元黄宇宙洪荒”，背《千字文》三四十个字，方才照好。照相的人屏着气，不敢动，屏得好久，面孔都变了颜色。不像1900年时照相馆中普遍使用干片的情形：只要一开镜头，马上盖起，已经照成。 摄影术的出现不是孤立现象，吴稚晖把它纳入到西方近世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叙述： 嘉庆十年，到今年光绪二十六年（注：1900年），刚刚九十几年。在九十几年前，那时节千里镜是有了，显微镜是只有很粗的，其余轮船亦没有，火车亦没有，电报亦没有，然而彼时间正就是刚才那位小姐讲的，奇怪东西出世的时候到了，因此，想轮船的正在那里想轮船，想火车的正在那里想火车，想什么的正在那里想什么⋯⋯故而就是这件照相的事情，也就有无数人，闲空了，天天想到。他们本来不晓得自己做得出照相，或者做不出照相，当时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照相的名目，大家只觉得，终要有这么一件东西，不消用笔，就可画出一幅画来，方才便当。 然而，想归想，尝试归尝试，摄影术真正取得突破，还是在到嘉庆十九年（注：1814年），法兰西出了一个聪明人，叫倪浦士（注：即摄影术发明人尼埃普斯）：他听见过，从前有人住过的一间卧房，把窗户闭了，黑得厉害，但窗板上有个绿豆大的小洞，一天他睡在床上，忽见他的帐子上，结了一个影子，把隔壁乡邻人家的屋脊，同着自己后园里的一棵杨树，都映到帐门上，但那影子都是倒的。这个人不慌不忙，知道这是折光的道理。 吴稚晖在故事中宣讲西方科学常识，以科学破解国人对摄影术的误解。佣人“春桃”提出了当年中国普通民众，甚至部分士大夫，对摄影术最为敏感的话题。从这些话题中，可看到摄影术传入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国人对其认知、心理、态度、想象等诸多问题。与其他历史材料，包括义和团口述史料中民众对照相的认知、态度比照起来，春桃陈述的现象，在当年颇有代表性。 春桃出场时就“有一件事情要问”： 有人说，照相药水是挖了小孩子的眼睛制起来的，又说照相镜能把人的精神摄了去，所以无论照起什么人来，就活龙活现的像什么人，因此我们的外祖母，从没曾肯照相。我们母舅在一个照相馆里烧饭，他几次三番，要他母亲去照个寿相，也没有肯去。她老人家以为，照了一个相，少说一点，要三天不鲜健，说不定还要害起病来，减了一年两年的寿。 同在甲板上的水手曾兆荣也讲了“广东人的一个说法”： 照相是不可轻易乱照，运气不好的人，照了相，往往运气就好了起来，倘使运气很好，刚刚发财的时节，不小心去照了一个相，往往就出了气，倒霉起来。 老郭本人就“有个小小的照相镜”，他曾在表哥旧金山照相馆里“掮镜架，拿清水，打杂差”，闲下来的时候，表哥就把那些“照相的古董”说给他听。作为一个自称“古董”的照相人，老郭的反驳，众人不得不服。他先从自己在外看到的现象说起。在西洋，差不多十个人就有九个人会照相，每到照相的时候，那些穷人，便男男女女聚起来，不肯跑开。老郭并不针对春桃提出的具体问题，而是罗列了类似的诸多现象： 那位大姐他听说照相药水是挖了小孩的眼睛做出来的，这种谣言，我们小时节，也曾听过，这无非愚蠢的人，想愚蠢的心思，讲愚蠢的话罢了。不但照相的药水是小孩的眼睛做出来的，无论什么新奇一点的东西，好比看见火轮船，就造起谣言，说一年要烧一个小孩的；好比开起一个工厂来，造着大烟筒，更是谣言开工的时节，要把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投进烟筒的；好比立起电线杆子来，又说是用着小孩的灵魂，电杆上的小小白瓷瓶，是灵魂在中间躲避雷公的；这种粪话，到处都有，所以闹出了现在的义和团。 这何尝不是漂泊异乡的吴稚晖本人长期以来的切肤之痛呢！吴稚晖曾在日记中记述自己“在甲午以前，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过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对于兴学实刻不容缓。”但国人对西方已经普及的科学知识的认知，竟是如此不堪！ 1900年代工作中的摄影师：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报童约翰·豪威尔，有时一天能挣75美分，1908。 刘易斯·海因 摄 春桃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拍完的照片，为什么要拿进暗房呢，难道中间就没有鬼鬼祟祟的把戏么。这一次，老郭把她的问题与许多人所认定的“照相人必定有些妖术联系起来看，耐心解释了多数人所不熟知的“显影”、“定影”的道理。不过，老郭还是在笑声中感叹：没有懂得照相道理的人，终是为此疑惑的，故而那挖眼睛摄精神的谣言，也就容易传开了。 吴稚晖借老郭之口普及了一下照相常识： 那照相药水，算作什么东西，值得瞒人呢，凡去买照相片子，买照相纸的时节，该用什么药料，分量多少，如何用法，清清楚楚，写了单子，夹在里面。还恐人不留意，又把紧要的药料，刻在匣子的盖上，纸包的面上，如何有什么不告诉人呢。至于那照相的法子，无论什么愚笨的人，只需买了照相镜，买了片子，买了纸头，买了药水，简直的就瞎照出来，照了半个月，糟蹋儿一点物料，自然自己就懂得一点门谱，倘若遇见一个照过相的人，把许多关节，讲了半天，那就三天已经做了内行。 照相术在西方普通人心目中是个什么情况呢？ 在西洋看来，简直把个照相馆，也当买支羊毛笔，学学写字一般，所以几乎人人可以买个小照相镜，学成一个通常的手段，空闲了，照照山水风景，把它陶冶情操，遇着佳时令节，互相把亲眷朋友照着，大家寄来寄去，偶尔遇着奇怪的事情，稀罕的东西，也可以拿出照相镜，照了起来，写信与亲戚朋友，添些有趣的料头。 作为饱读诗书的人，吴稚晖还特意介绍了照相机在西方读书人中的使用情况，以及他们的志趣：“那些读书朋友，把它照古迹，照花木，照百样鸟兽，照天文地理。”这自然与常人有所不同，与中国人动辄去请照相馆里的朋友，郑重其事，跟着去照，也有很大区别。 王继英小姐的父亲王曼卿吏部，是个遇着新学器具，色色喜欢的人，因此他在广东，带了两个照相镜，放在北京椿树胡同的宅子里，闲空了便拿它消遣。继英是常帮她父亲和药取水，只因为做了京官，中国人以为此等游戏，不是大人先生所应为，故而从没有拿他的照相镜，就连范翰林家住在相近，亦不晓得王吏部有这样的东西。 1911年年底，吴稚晖回国；1953年10月30日在台湾去世，哀荣无限，被誉为“一代完人”。在众多悼念文章中，常有人提及他1911年写就的《上下古今谈》一书。毛子水认为这是“我国五十年来一部最可注意的书籍”；吴稚晖提倡的“科学”、“科学通俗化”、“通俗的文体”这三件事情，“实在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凌鸿勋“独忆及先生于辛亥年即发表其《上下古今谈》，唤起当世对于科学的见解和兴趣”。杜呈祥认为此书“不仅使国人知科学为何物，并且告青年以科学的人生观”。 身为民国元老，吴稚晖从1920年代后期，坚决反共，一生不改。大陆除有少量介绍其著作外，媒体对其鲜有提及，更难以进入公众视野——对其1911年及之前有关摄影的贡献自然更不为多数人所知。
《上下古今谈》第九回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反映了当年官场中人对待摄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