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辛亥革命是怎样成功的？

编者：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训练营的几声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千年王气黯然收场，由此胡适称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一切社会革命的开始。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刘香成先生编辑的《九州重生，印象历史：壹玖壹壹》出版，这是第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图像史，使此前只能从文字阅读的辛亥革命，成为一段可用图像实证的历史。该书延续了编者对图像——历史——社会三者关系的严谨态度，刘香成自述其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在此基础之上，他前延后展，将辛亥革命这一“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破局点，铺在一段风云跌宕波谲云诡的近代史画卷之中：始于185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经义和团、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武昌起义，终于1927年的北伐，以图片铺陈了辛亥革命的种种因果，为读者提供了宏阔的历史视野。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中国大陆、台湾和欧美国家的历史研究者并不一致，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严重分歧；刘香成特别邀请了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黄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三位学者撰文陈述辛亥革命的原因、过程及影响，读起来别有洞天，更体现了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尊重。本刊选发黄克武先生谈辛亥革命的文章，与读者共享。

《九州重生印象历史：壹玖壹壹》，刘香成 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8月出版，408页，定价：600元

辛亥革命是怎样成功的？

文 / 黄克武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最简单地说就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探讨辛亥年所发生的变化，必须要回到晚清的历史情境，我们如果不了解晚清七十年间对民主共和思想的引介，以及立宪派在革命爆发后对安定社会、寻求和解等方面的贡献，而只是将辛亥革命简单地看成由革命党领导的一次政治变革的话，将是非常浮面的。

要了解辛亥革命，必须追溯到道光、咸丰年间，像魏源、徐继畬等人开始引介西方新的思想观念，介绍世界地理、外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和、民主等观念的输入。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当时中国思想家、传教士等即开始介绍西方的民主、民权、自主权等观念。例如：林则徐、魏源、梁廷枏等人开始介绍英国的君主立宪与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将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进而倡导他所树立的民主风范。由于这些长期的努力，民主共和的观念才得以推广；晚清革命志士、立宪分子敢于构想一种崭新的未来，追求自由、权利、宪政体制等，就是受到这些新观念的启发。

至晚清最后的十年，随着留学生的增加，译介新思潮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晚清思想家对民主思想的宣扬与革命观念的传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当时有十余部书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在思想上启迪人们“走向共和”。它们分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谭嗣同的《仁学》（1897），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1906），孙中山有关“三民主义”的言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选编，章太炎与康有为政论，《革命军》（1903）、《猛回头》（1903）、《狮子吼》（1905），《民报》介绍法国大革命及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文章，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等宣扬女权思想著作，废科举、兴学堂各种论述，以及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902）等。这些作品带来了对新时代的向往，也提供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温床。

慈禧，北京，1903 年。 慈禧太后，即孝钦显皇后，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光绪帝养母。裕勋龄，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博物院弗瑞尔博物馆和赛克勒博物馆（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rchiv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USA）

其中，直接激励人们求新、求变思想的三本书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是近代中国首批留洋学生，返国后以引介西学、翻译西书，成为启蒙导师。他所翻译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天演论》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来译介新思想，鼓励人们救亡图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适者，以免亡国灭种。此书是近代中国革命与立宪思想的共同源头。可以说，清末民初人们所写的日记、自传等，大概共有几百部，几乎没有人不提到阅读《天演论》的经验。胡适的自传《四十自述》讲得很清楚，他改名为“适”就是因为严复提倡“适者生存”。当时，《天演论》带来两种不同的发展，一方面它鼓励人们积极应变图强，一部分人因而走上了激烈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主张“渐进”，因为天的演化是逐步变化的，这一想法与改革派的保守主张较符合。当时的立宪派，就撷取《天演论》之中的“渐进”主张，认为历史的演变必须逐渐地变，不能把老房子推翻，重新再盖，而必须慢慢调整。他们提出，应该先实施君主立宪，再实施民主共和，这和康有为所说的“春秋三世论”也是一致的。其实，康氏便是以“春秋三世论”配合西方天演的观念而提出三阶段的发展。相对来说，革命党觉得应该推翻专制，马上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以顺应世界潮流。

其次，与日后激烈革命行动关系最密切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谭嗣同是戊戌政变里被斩首的“六君子”之一，他有机会逃出北京而不走，因为他要为革命而流血，好为历史留下见证。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情操，使他所写的《仁学》传递着一种“烈士精神”。它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毛泽东即说他受湖南同乡谭嗣同思想的启迪）都有影响。谭嗣同提出的口号是“冲决网罗”，要破除名教纲常。他觉得五伦中的三纲部分：君臣、父子、夫妇都有压迫性，兄弟也是具有压迫性的。五伦中唯一可以保留的，只有朋友一伦，因为朋友才是平等的。谭嗣同的想法，在清末民初引起很大反响。如清末刘师培主张“毁家”，认为：“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后来傅斯年、李大钊与熊十力都有相同的看法）；五四时期，鲁迅、巴金等人对家庭制度的大力抨击，都可以上溯至谭嗣同的《仁学》。

前去谈判的李鸿章，北京，1900 年。李鸿章称自己为“大清朝的裱糊匠”，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他被清政府委任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谈判。这是李鸿章刚抵达英国使馆的情景，迎接他的是英国远征军司令阿尔弗雷德·盖斯利将军（右二）。 佚名，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

相对于鼓舞革命的《仁学》来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比较复杂。梁启超在1902年去美国访问之前，是比较激烈的，并尝试与孙中山合作，共谋革命。他在《新民说》的前期，提出种种口号，主张塑造新国民。他认为新国民必须要有公德、进步、自由、权利、义务、冒险、进取等观念；他又提出了尚武的思想，这些都围绕着新国民的改造。梁任公最早指出：中国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民质量，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新时代所需的新国民，中国才有希望。此一想法其实就是后来鲁迅所讲的“国民性改造”。1903年，梁任公游历了新大陆之后，看到民主的缺陷与华人在民主体制之下的种种缺点，转而保守。他又受到严复、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群学思想中“循序渐进”观念的影响，认为新道德的建立必须奠基于传统伦理之上，开始主张依赖传统资源，以私德的改造作为“新民德”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任公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与此思想转向不无关系。梁任公的调适、渐进的思想在晚清普遍流传，成为立宪派的重要基础。黄遵宪说梁任公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以梁任公为首的立宪派主张中国应仿效英国与日本，从君主专制改变为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之后，再转变为民主共和。

地方武装，山东，1906--1912 年。米歇尔·梅纳德（Michel De Maynard），美国；洛杉矶盖蒂研究院（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os Angeles, USA）

上述书刊有一些共同的关怀，包括肯定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史观与以民主宪政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不过，人们对民族、民权和民生等三大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孙中山先生一派坚决支持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主张驱除鞑虏、建立共和，把满洲人赶回东北或彻底消灭；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保皇党，所支持的则是君主立宪的政体，希望先实施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后再迈向民主共和。最后是关于民生问题的辩论，康梁派采取的是较倾向资本主义的路向，主张发展经济、保护私有财产；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党，采取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主张土地国有与节制资本等。1902 -- 1907年间，梁启超在横滨办《新民丛报》，革命党则在1905年于东京办《民报》与之抗衡。当时的人们在阅读上述书刊之后，受其启发，而在1905年前后，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革命。一位从湖南长沙官派到日本学政治的留学生黄尊三写下了《三十年日记》。他讲述留学的过程：到东京以后，开始进入语言学校；除了读英、日文，闲暇的时候就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民报》。1905年之前，他比较同情康、梁，他说：“《新民丛报》……文字流畅，议论闳通，诚佳品也”；1905年之后，因为看了这些辩论，尤其是《民报》上的很多文章后，转而支持革命。1905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上写道：“《民报》为宋遁初、汪精卫等所创办，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价值在《新民丛报》之上。”此一个案具有实际上的指标性意义。亦即1905年之后和黄尊三一样，从支持改革转向肯定革命的留日学生，为数不少。

总之，在晚清革命与立宪的各种书刊宣传之下，人们鼓起勇气参加革命，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将中国引入了新的时代。就辛亥革命的事件来说，这个新时代的出现或许是偶然的，可是此一偶然的背后，却是上述这些书刊所发挥思想动员的结果。

准备南下武汉的清军部队，北京，1911年10月。在获悉武昌首义的消息后，清廷立刻派荫昌率领新军前往弹压。这是北京的新军正通过东四牌楼，准备前往前门车站。和旁边的巡警、民众比起来，这支队伍明显高大很多，整齐的队列也显示出其严格的训练水平。 施塔福（Francis Eugene Stafford），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长期以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受到两种官方论述的宰制，不能认清历史的复杂面貌。国民党的革命史观围绕着孙中山先生以及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却忽略了其他革命领袖与社团，如湖南的华兴会与浙江的光复会及立宪派的角色。国民党透过教育与宣传机制强调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的兴中会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历十一次革命，前仆后继终于建立民国。

共产党的史观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论”。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这是所谓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是有功的。但是，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因此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接续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带来了民主与科学，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自认继承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遗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见，国共双方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诠释，都是为了阐明自身政权的历史合法地位与政治正当性。

革命军炮兵变换炮位，汉口，1911年10月。京汉铁路南端的刘家庙车站是火车总站，有很多可以作为掩体的建筑物。革命军正赶着骡子变换炮位，左臂上系的白布是革命军区分敌我的标志。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过去三四十年来，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出单一意识形态的束缚，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向。张朋园先生关于梁启超与立宪派的研究让我们开始正视辛亥革命的成功，除了兴中会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党人参与外，还有其他的力量与群体，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事实上，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真正的转折点是革命爆发之后在各地得到立宪派人士的支持。

张朋园先生指出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的那支笔，尤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梁任公的鼓吹，立宪思想的影响由海外回向国内，连清廷都准备开国会，预备九年后实施立宪，后遭抗议而改为五年。这些晚清官员立宪思想的渊源，主要是康、梁等人的著作。张朋园先生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中指出，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后转而推动立宪，主张在安定中求进步：“梁氏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更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于中国百年来革命之历史，梁氏无异一先知。”

其后，张朋园先生又出版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在此之前少有人仔细研究立宪派，以及辛亥革命与立宪派之间的关系。通观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前后的发展，张先生发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主要是依靠“进步的保守分子”立宪派士绅的支持，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全国大多数省份的认可。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不但向清廷请愿立国会，且领导护路运动，罢课，罢市，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武昌起义之后即与革命党合作，通电各省，呼吁响应独立；湖南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在革命爆发后，起而担任都督，使湖南在短期之内恢复秩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该书序言中说：“许多在革命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人，在辛亥时期与革命派合作。事实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溃中，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懵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

孙中山等谒祭明孝陵，南京，1912年2月15日。清帝退位三天后，孙中山一身戎装携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谒祭明孝陵。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因此孙中山一行在清帝退位后即来拜祭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前排左四为南京临时政府南京卫戍总督徐绍桢，左五为陆军总长黄兴，左六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左七为海军总长黄钟瑛，左八露半张脸的是教育总长蔡元培。一个月后，临时政府即宣告解散。 佚名，香港历史博物馆

汪荣祖先生对于江苏地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立宪派在建立民国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武昌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江苏省是第一个响应且宣布独立的省份。谁宣布独立的？不是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而是张謇这一批立宪派人士。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人士为什么要宣布独立？不是因为他们支持革命党的革命理念，相反，这些人非常怕革命党。立宪派士绅宣布独立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自保。因为辛亥革命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其根源要追溯到晚清的一些重要变化：从太平天国起事之后，中国东南一带人口锐减，使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环，就是地方士绅为了维护治安而慢慢地掌握了地方上的权力。由于晚清有相当多的赔款，特别是《辛丑条约》，赔了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几乎是一人赔一两。这样的巨额赔款直接就摊派到各省，给地方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民间生活因此更形困顿，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流民。换言之，清末财政困境使许多人生活极不稳定。这些人有的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不自觉成为革命军的基础，而有的就变成社会动荡的根源。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通过江苏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这些士绅宣布独立是为了自保。他们希望在革命军于武昌起义成功而中央没有办法控制局面的时候，可以依赖自己的力量保障身家性命，这才是他们宣布独立最根本的原因。至于他们之所以有能力宣布独立，是因为自太平天国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地方上长期经营。他们不但有经济上的实力，甚至握有武力。以张謇为例，他在清末所做的建设工作相当不得了。他有一整套地方建设的构想，包括实业、教育、慈善、政治等方面，还请荷兰专家协助开发海埔新生地，盖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等。夸张一点说，张謇可谓当地的“土皇帝”。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就已是地方实力人物，透过参与政治进入谘议局、资政院，成为地方议会的领袖。由于这些立宪派人士担心革命后的社会动荡，起而自保，革命才会成功。因此，辛亥革命是立宪派士绅支持之后，各地响应所产生的结果。辛亥革命之后促成政权和平转移的南北议和，也主要是在立宪派人士努力下才获得成功的。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照，1927年 中央社

辛亥革命并不像国民党所说的完全由革命党所主导；也不像有些中共史家所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有长期的思想酝酿过程，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并为了不同的目的参与进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一句话表示：革命成功乃汇集各种势力形成，其中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则或为自保，或为维系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了成功。民国之后，在实施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与挫折，亦部分源于此一妥协的性格。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体制受到的第一次挑战是袁世凯的帝制，他邀约支持者组织筹安会，宣扬“君宪救国”。此举遭到国内强力的反对，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反袁力量是云南组织的护国军。此一讨袁行动结合了以唐继尧为首的云贵军人，以梁启超、蔡锷为首的进步党人与李烈钧等国民党人。反袁势力逐步扩大，得到各地的响应，列强亦对袁提出警告。袁世凯此时迫于内外压力，只好结束帝制，从此一病不起。之后，虽陆续有溥仪复辟、国民党拟推行法西斯主义等历史逆流，然民国理想已稳固确立，专制一去不返，民主共和成为国人至今仍努力追寻的目标。

（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感谢“后浪出版”对本报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