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昌谦老师

1991年11月陈昌谦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小会议室  马夫 摄

陈昌谦老师走了，如同他90年的人生，从容且淡定。

当年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年轻人，都习惯称他“昌谦老师”，这亲切的称呼掩盖了他不苟言笑总是一脸严肃的威严。

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有幸与昌谦老师共事，当时我是《摄影报》（后更名为《中国摄影报》）的年轻小编辑，昌谦老师是协会领导也是《摄影报》顾问。

那些年，昌谦老师为初创的《摄影报》花费了许多心血。因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去过他家里，他家那座五层高的老楼紧临《诗刊》社，因我那时狂热喜欢诗歌，《诗刊》在我心里很是神圣，加之对昌谦老师的敬重，所以每次去他家，我大有朝圣的感觉。

昌谦老师家狭小昏暗，每次我去谈工作就坐在进门处的门厅里，一张圆形折叠餐桌上放着几盘剩菜，我们就在桌子边上把报纸的大样打开……家里没有任何装饰和多余的东西，简单的几样家具也都是用了几十年的旧物。作为1939年就已入党的老前辈，生活却如此清简，令我唏嘘。但是在需要花钱的地方昌谦老师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比如，一次因停电，《摄影报》差点拖期，他知道后马上表示要自己出钱为报社买一台发电机。他还为诸如希望工程、水灾、旱灾等需要帮助的人拿出大笔捐款，他不仅以身作则带头捐款，还提倡我们年轻人多给他人帮助，在他倡议下，当时《摄影报》的编采人员每人都与四五位贵州某贫困地区的孩子结成帮扶对象，每年给孩子寄学费，期末时孩子们还把学习成绩告知我们。

印象中，昌谦老师总是一袭深灰色的中山装，身材高大，背微驼，表情严肃话语很少，很多人都说极少见到他的笑。与本刊老主编袁毅平聊起此事，袁老师说，除了性格原因，可能与他年轻时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有关。说到这，袁老师讲，在香港的一次活动中拍到了一张昌谦开怀大笑的照片，结果一直没想起来给他，今天已成遗憾。

这几天我翻找20多年来的照片资料，协会领导和同事的照片有很多，唯独昌谦老师的单人照仅找到了一幅，就算是工作中开会、发言、颁奖等不经意拍摄的群像中也少有他的身影，可见他的低调。

认识昌谦老师很多年后，我感觉他少言寡欢的严厉只是他的表象，其实，他内心的善良、热情，以及工作中的务实、认真，都体现出他是非常平和的人。记得一次，在我写的一篇稿子中有用词不妥，被昌谦老师指正出来，当时我年轻气盛并不服气，虽然当面没敢反驳，但也没有纠正，等报纸印出来昌谦老师来找我，我想这下完了。没想到，他虽然板着脸，但话语轻柔地说：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写稿子是工作，不是个人的事，它不仅代表写作者的观点和水平，更多的是代表着报社。彼时的我早已无地自容。

与昌谦老师同为协会老领导的袁毅平老师，在回忆昌谦老师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昌谦同志是个很善于思考的人，生活简朴、严于自律、事业心责任心很强。1978年陈昌谦从新华社调到中国摄影学会（1979年更名中国摄影家协会）筹备协会恢复工作。历经十年浩劫，协会工作百废待兴，在这个关键时期，陈昌谦作为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把停滞多年的协会工作重新恢复起来，为协会在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对摄影教育、理论研究、对外交流、摄影出版等方面都极为重视，在摄影的不同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昌谦老师走了。有人把他的离去称为，“一个携带大历史的生命走了，一个摄影博物馆倒塌了”。他留给中国摄影的众多财富待我们分享，他留给我个人所有的印象都化作一位骑着破旧自行车的老人的背影。

陈昌谦同志生平

陈昌谦（1921－2011）江苏省海门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中学时代就对革命充满热情，在南通组织战时青年救亡宣传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地下党学生部机关刊物《时代学生》主编和党在国统区公开刊物《群众》周刊编辑。1947年进入新华社，先后担任过参考消息组编辑、组长，国内编辑部政治组编辑、组长，1953年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1979年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1987年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组长，曾兼任《大众摄影》杂志主编、中国摄影函授学院教务委员会主任、《摄影报》（《中国摄影报》前身）顾问。1990年离休，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顾问。

陈昌谦在拨乱反正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主持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对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协会新时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领导创办中国摄影函授学院、《中国摄影报》；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培养摄影人才的高等教育专业——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摄影专修科，为摄影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倡议编写《中国摄影史》并主持编撰工作；2006年被授予“杰出贡献摄影家”称号；2009年荣获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摄影界最高个人荣誉——“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