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花开

上海意象·在城市里期盼自然 王远 摄

9月下旬，杭州西子湖畔“TOP20—2011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评选及研讨会严谨热烈。窗外，一帘烟雨桂花初绽，评委中有人声言已经提前醉了。当然，那分醉意，也很可能是来自刚刚畅饮的陈年绍兴老酒与忙不迭享用的肥美阳澄湖大闸蟹。

这是一次备受关注的影事活动，甚至被主办方中国摄影家协会、浙江省文联称作“本年度最重要的摄影评选”。新星煌煌，洛丹、储楚、塔可、严怿波、范顺赞、张巍、王久良、魏壁、游莉等631位，近年来在摄影语言方面进行探索的年轻摄影师几乎悉数参与其间。坊间有人戏称：杭州论剑，排定座次，意味着“杰出青年”登场，江湖重新排位。当然，评比，赛的不只是参与者，更考验9位评委与先前的31位推荐委员会成员；如果最终推出的新锐难孚众望，他们的作品代表不了未来摄影的一个方向，一种可能，仅仅如先前的诸多风潮一样，又是昙花一现；如果十年后这些新进们不能在中国摄影界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有贡献的摄影领军人物，那这场评比就失败了。或许诸位评委大人及推荐人再也难以在江湖上放浪行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年轻一代的摄影作品中，摄影言说方式及价值选择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几年前，那些热烈争辩的话题，理所当然的价值观，显而易见的类型边界，包括代际分野等，都变得愈加模糊了。你的问题，已经不是我的问题；或者说，在我的价值体系中，你的那些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这种现象多少让端坐钓鱼台的“老锐”们愤愤难平，甚至心生恐慌，其间诚实者坦陈“看不懂”，骂娘、斥之狗屁者也不乏其人，当然更多人选择沉默以对。由来听得新人笑，有谁知道旧人哭。说“老锐”们对此现象不关注，那不是真的。有人愤然呼喊：纪实怎么就不新锐了？可为一证焉！

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对摄影本体的回归与思索，含混，陈杂，多元，难言，几乎成为这些作品的总体特征。纪实，还是观念；宣传，还是新闻；真实，还是虚假；摆布，还是抓拍；彩色，还是黑白；关怀，还是伤害；历史，还是现实；复古，还是创新；借鉴，还是抄袭……这些昨天还争论不休的问题，突然之间不但变得界限不明，暧昧起来，曾几何时还誓不两立的对手之间居然呈现出了惺惺相惜，互致敬意，乃至互拥取暖的情形。总之，摄影的气质变了，变得不再活蹦乱跳，泾渭分明，而是更加沉郁、陈杂与辽阔。新人大都受过学院派的熏陶，潜心钻研过诸多国内外史上摄影流派，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粗拉拉形象不见了，他们多了些文人气，更加内省，更加自尊，更富思索，也更具有突破力，一些人的作品一如文人画，少了职业气。

判断这种转向，有一个基本标准，那就是，作品是否能够传达、反映这一年代的文化道德状况，及其使用与之相应的独特的摄影语言。例如，1949年以后，新的摄影话语的形成并不是在那一年的10月间突然转向并完成的，来自红色根据地与国统区的摄影人，带着不同的理念及态度，经过1956-1959年的交集、碰撞、洗牌过后，适应新生政权的新诉求，产生新的话语，这套新话语洋溢着激情、完满、高大的情绪特征，当然，为了达到这种要求，采用诸多宣传、美化的手段来获取。集体主义至上的环境中，个人化的表达当然不会有空间。在包括苏联、东欧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由于意识形态相同，影像风格也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对这类影像的反叛，主要力量来自1980年代以后兴起的纪实摄影。开放以后，社会控制松动，个人表述相对自由，诸多社会问题开始凸现。西风东渐，受西方摄影理念，主要是传统纪实的影响，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民主的手段，道德至高点的站立及个人化的表述风格，这些很快被得风气之先的年轻摄影人掌握，他们开始使用这种源自西方社会的摄影语言观照中国问题。上述特征与大多中国摄影人所遵从的道德情感、规范融合，在本土传播环境中，逐渐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纪实摄影的糅杂风格——朴素、草根与一厢情愿的父爱特征，并带有不可救药的浪漫情感与想象基调。

但与此同时，纪实摄影被业界唱赞的这种主观化视角，与道德方面的提示与训诫状况，一直遭遇着多重质疑，其间的自觉者也深感面临表述危机。冷静下来观察，绝大部分以“纪实”为目标的作品，实则与寓言与相近。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谈及“科学”与“叙事”的关系时，曾经感叹说：“用科学自身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叙事其实只是寓言。”事实上，仅以1980年代在西方勃兴的后现代人类学观点来检视摄影史上那些所谓的“纪实摄影经典作品”，包括国人众多非经典纪实摄影作品，同样可以得出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尴尬结论：其间的大部分只具有寓言般的特征，除训诫及寄托之外，还有什么呢？

很显然，这样的“纪实”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年轻一代的革命姿态适逢其时。老一代摄影人——其实许多人真的还没有老去，他们甚至正值壮年，或者同为青年——长期投入关注一个主题，并最终与自己的人生经验、生命历程相勾连的情形，在这里不见了。甚至没有预兆，只是在不断变换的精英，包括不遗余力地托举新人的老伯乐，及大众趣味面前，他们迅速地不合时宜了。对于拍照片这件事，“不合时宜”真的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儿，没有理由，甚至没有预感，俯仰之间皆陈迹，原先的拥趸者倏忽之间就已见异思迁。这是目前我们摄影文化种种情状之一种，也是观照摄影——这一流行文化现象让人迷茫与困惑之处。那些满怀激情，远赴万水千山，胸怀理想，放眼天下的摄影人，在新一代年轻人中间再也难以寻觅。摄影成了地地道道的个人行为，从拍摄场地到传播现场，摄影师的形象也大为改变，他们似乎成了孤独的修行者，当与外人遭遇时，会被当作一个腼腆而又羞涩的过客，匆匆路过。台上光鲜、热闹的生活似乎永远是长辈们的事情。自己既无心上台，也无心观看。

10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过美国新纪实摄影与传统纪实摄影的关系，题目叫做《新纪实摄影：暧昧的叹息声》。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描写的是“新人”与“旧人”的差异：“不再满怀忧愤地参与其间，不再刻意地与拍摄对象打成一片，不再肩负崇高的使命，不再占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不再说教与强行散布自己的观点。旁观，有距离地旁观，以复杂的心态冷眼旁观莫测的人性，欲进还退，欲语还休，丢下一声叹息，转身离去。”

没想到那些新人决绝而去的情形，几年后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渐至成为潮流。

当然，放开我们的视界，这种转向是否已经完成，还有待观察。一些人的作品中虽不乏传统文化元素，但这是否为一种文化传承的自觉，抑或仅仅是一种“策略”呢？是中华文化力量的强劲再现，还是商业社会心理主导下的精明挪用呢？更为让人警惕的是，一些人的作品日韩风格明显，这与前些年，一些人刻意模仿欧美纪实风格摄影作品相似，这种模仿、跟风，是否真的会带来中国本土摄影文化的繁荣呢？还是热闹过后，又是一地鸡毛？从热闹一时的观念摄影人对传统的离经叛道，到今天的新锐们与传统的和解，这股风，朝那个方向吹呢？

另外，同质化倾向严重，这颇让人忧心。作品叙事风格雷同，甚至题材雷同，场景相似的情形，也颇为值得注意。年轻一代摄影人的学养、眼界与定力，包括底气等，将最终决定着一个摄影人能够走多远。

如果花开我会感激，如果分手我会忘记。十一假期某日黄昏，出门闲走，路过北京西城区一僻静胡同，看见斑驳的墙面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这段话。周遭荒草丛生，杂物颓靡。那时，我无端地念起一周前西子湖畔身为评委时曾经努力面对的、那些屏幕上的新锐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