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论坛下篇：中国摄影史演进过程中的新锐思潮与实践

编者按：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于11月1日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同期开始的有以“新锐势力的影像影响力”为主题的2011中国当代摄影高峰论坛，本次论坛针对国内本年度备受关注的两个以“新锐”为主题的活动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和色影无忌影像发现之旅“发现中国新锐摄影师”活动，展开讨论。论坛分两天进行，本期编发第二天研讨纪要，以飨读者。

时间：2011年11月2日上午

地点：海华满陇度假酒店海华厅

论坛由摄影批评家晋永权主持   拍摄/张静

晋永权：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的进行讨论，昨天讨论唯一的一个缺点是什么？优点是沉闷，缺点是太沉闷，非常沉闷。今天我们争取对这种状况做一些改变，昨天我们俗话说来结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来解构一件事情。我开始接触TOP20的时候，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口音说起TOP20，包括昨天的孙京涛先生，他今天没有来，我们可以说说他。昨天他用他的胶东口音说TOP20，我也很难模仿。于德水前辈用他河南郑州的普通话说TOP20，在座的曾璜先生用他不太标准的美式英语口音说TOP20，我原来想象曾翰璜先生应该是说成TOP  twenty，但是到颜长江和李楠关于TOP20的表述里，一点没有来自南方的口音，我原来想听听粤语怎么说TOP20。之前毛小芳女士说TOP20的时候，在她的表述里我听到一些豪气，就像她手里拎着酒一样，说喝酒喝酒，然后把酒杯端起来，喝就喝。同样，来自杭州的傅拥军先生关于TOP20的表述里，我感受到江南的柔风细雨，感觉到一种江南的韵调，而且在这种韵调里面，无论是他把他的书赠送给我还是给我点面条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歉疚之意，不像毛小芳拿着酒说喝酒喝酒，我就很痛快地喝上一杯两杯。这可能就是我们要讨论的TOP20，包括在解放小姐的口音里面，东北口音说TOP20，那种感觉，我说TOP20可能在不同人不同的表述里，不同的发声里面，有不同的意思、意韵。关于这样一个摄影言说的关键词，就像任何的科学概念，或者说在科学研究中的概念、范畴一样，这样的一个概念有时候非常粗暴，为什么粗暴？有一种概念里，它总是有一些吸纳、接受自己需要的成分，同时又在规避、排斥另一种成分。所以对于各位参加TOP20的参加者，或者没有参加的人，我表示同样的敬意，为什么？参加了表示你可能接受一套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对你是适合的吗？是适宜的吗？非常值得怀疑。没有参加的人就在抗拒一种游戏规则，大家知道抗拒的结果，有时候也有一些很惨痛的结果，就我本人来说，我从事摄影，毕业以后开始做摄影到现在，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摄影比赛，为此我也付出了不少，按照一些眼光来说付出了不少代价，的确没有参加过，包括我所在的新闻摄影行业的中国新闻奖，我都没有获得过来自任何方面关于比赛的褒奖、奖赏，也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真的没有。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讨论，有关新锐的一个奖赏，或者是一个褒奖，同样，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在语言的环境里面，这种内涵里，我们来表达这样的TOP20一个概念，一个范畴的认知。古老的话语，或者是一些俗话，古代的话语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想到有一些话，比如说“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知道旧人哭”，那么这样的话恐怕是对旧人说的，我们在西湖边上，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里，大家来谈谈新锐，为什么这个事件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得到老锐们的关注，一些老锐们神神密密地在打探、打听你们在搞什么？你们在讲什么？“爆竹一声除旧岁”，我原来不理解“除”的含义，从神秘的打探过程中我似乎理解到老人对这个字的含义。但是不要忘了还有一些话，比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新锐也好，才人也好，“各领风骚三五天”这个恐怕是对待新锐们来说的。我今天进行主持，当时和柴选商量题目的时候，在摄影的环境下，或者是在中国摄影历史的语境下，我们如何看待今天所谓新锐的摄影现象？有没有新锐现象？或者能否构成新锐现象？新锐现象的含义、内涵到底是哪些？这是需要我们讨论的，就是我们在座进入TOP20的朋友们，我们在私下里讨论的时候，有人仍然在抗拒这样的概念、范畴，什么是新锐？什么是摄影新锐？新就意味着对旧的反叛、叛逆？今天的新就意味着明天的旧，如果你进入新的圈道里面就很麻烦，如果明天新锐再来了，你就成为老朽了，固然你很年轻，固然你才20多岁，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固然你认为自己还没有开始，或者远远没有表达出自己想表达关于摄影的理解，这个时候就被人认为是老朽了，跨入老朽这么一个行列，这是人生之悲哀恐怕莫过于此。

近些年来，是不是有新锐现象的言说出现？据我观察，的确有这种现象出现，这种现象按照我个人的总结，新的出现总是对旧东西的一种反叛，或者是对于旧东西的一种不满足，甚至对旧东西一种批判的结果。任何的一种现象，它的出现总有它想抗拒的一种状况，一种现实，那么这种东西，或者是自己内心的一种纠结，这种纠结呈现的特点是什么？我想比照前些年我们在摄影言说中最看中的主流话语，新锐在今天所呈现的这种特点：

第一，这种特点总结起来，这几年一些影像表述的现象，价值判断含混，什么意思？当这些作品挂在浙江美术馆的时候，在旁边我们总是可以有人听到发出这样的问话，这张照片到底表达什么？到底在传达什么？就是在原来的一些摄影表述里面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非常明确的价值选择，在这些年的影像实验里显得含混、模糊了，这种含混模糊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不知道你在传达什么，有人就很恼怒，他这个东西到底在讲什么？原来摄影作品中，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占主流价值的纪实摄影，或者是报道摄影，在言所中间有些东西非常明确，我要为穷人说话，要为这个社会的不公正，我要表达我的意见，我要传达我对的社会批判精神，我要改变某一些人，某一类群体不公的社会现实和现实状况，我要批判富裕阶层，他们占有社会财富，他们对权利的把持。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作者所含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但是在我们近些年的影像实践里，这种价值判断模糊了，它到底是批评还是表扬？它到底想说什么？不明确，这是价值判断含混。

第二，前些年占主流话语的摄影状况里，摄影者，就是拍摄者所占有的道德上的制高点，在这些年的影像实践中削弱了，甚至没有了，包括我们TOP20里面众多的年轻摄影家们，他们所呈现的影像特点，摄影师在这个里面，他所占有的道德制高点没了，他事实上是以更加平等，是以参与者的状况呈现在期间，比如说在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哪怕对非洲弱势群体的关照里，摄影师所呈现的，我是占有道德优越感的，我去传达你们的状况，我是你们的救世主，这样的道德状况，包括我去一个少数民族拍摄，我是一个汉族人，我生活在都市里面，我族中心主义，就是在西方人类学里面原来所呈现的我族中心主义，包括欧洲中心主义，大家比较熟悉的，在这样的一些状况里面，这种道德上面的制高点模糊了。

第三，叙事性减弱了，在前些年的摄影过程表述中有非常强烈的叙事性，在我们今天一些年轻人的作品里面显得非常弱，比如说拍摄上海，拍摄北京，或者是拍摄一个村庄，拍摄一个群体，我们今天的影像实践中，很多人还是面对这样的主题，但是它的叙事性减弱了，人们会说你拍摄的上海是个什么样的上海？对于上海的认知你提供什么样的纬度？原来这些追问在今天的影像答案里模糊了。

第四，在今天的作品里，如果做一个整体的呈现，原来我们强调的那种逻辑性，今天不那么强烈了，或者不那么刻意去寻求逻辑，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影像与影像之间的关系，影像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影像与拍摄者的关系，影像与传播以后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影像生产、制作、传播的链条里，这种逻辑性不强，甚至这种逻辑性是脱节的，为什么说脱节的？我的作品挂在那里，观者的感受，传统的纪实摄影师非常注重受众传播的感受，他讲起他作品的时候，下面可能有非常多人的呼应，甚至有人感动，有人流泪，有人愤怒，你这是什么东西？你对我们这种现象，你就是在侮辱我们吗？但是在今天的摄影传播过程中，事实上很难找到这样的情绪，找到这样的反应，你在传播一个地方的信息，你通过影像的方式在传播这个地方信息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受众无论是官员也好，还是普通人也好，普通人很难从这里找到强烈的对抗性的逻辑出来，或者非常明确的逻辑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些年影像实践中的一些特点。

还有一些特点是什么？比如说它的消遣性、唯美特征，或者它超现实的色彩，非常个人化的表现，非常个人化的认知，这些特点在我们今天的影像里面，特别是年轻人的影像特征里表达得非常明显，消遣性、唯美特征与超现实的转述，对于超现实的感受、认知，在今天的影像特征里非常明确。

第五，题材的单一。我在这里不是作价值判断，好与坏，这种题材的单一，早期西方的人类学一百年前曾经有一个转向，早期的人类学家，传教士或者旅行者，从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跑到中国的边陲云南、西藏，然后去拍摄一个完全异民族的生活，据了解，马琳洛夫司机（音译）去调查一个原始人的性生活，去表述这样的东西。但是他这种转向，现在的人类学转向，转向到一个对身边人内心的考察，一个认知，自己熟悉生活的厚叙述，一种深度的描述，今天的影像特征显然有这个特点，在题材上不再去蛇吞象，前些年的摄影师有蛇吞象，张口说我要做中国的穷人，我要做中国的移民，我要做中国的流浪者，我要做中国的什么，在今天影像探索的实践中，这些蛇吞象的大而无道的表述显然弱了，也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个已经不是主要的特征，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来判断近些年影像表达新的特点，或者新的认知，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或者有这样一个现实的结论在那里，我们影像表述的气质变了，一个人的气质变了，什么叫一个人的气质变了？说这个人我有两年没有认识他，以前的同学，大家在一起，水乳交融，谈论方方面面的问题，非常平等。一年以后，这个同学挂职锻炼了，到一个地方当了一副县长，再一年以后，大家还像以前一样聚会，这个时候你发现他的服装变了，原来是随便穿一件非常普通的衣服，但是这时候他开始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在大家的问话中，说起话来，开始都是政治政权，正确的废话一大堆，他非常谨慎地在使用严谨的官场语言来表达自己或者对大家提问所持有的谨慎，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质变了。我们今天摄影的气质变了，它的特征变了，我们判断这种摄影有没有价值？如果从中国摄影整体发展过程中，我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这种变化是刻意的、人为的，强行的转向，还是这种变化、转向能否成为这个时代文化道德状况的反映？如果说一个文化现象，一个艺术品的呈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保有一定的历史感来看，这个艺术品的出现成为这个时代文化道德状况整体的认知、反应，我想这种转向就是成功的。

我们在研究美国三十年代摄影史的时候，包括昨天很多老师提到的美国农业安全局摄影队，芝加哥一批年轻的学子，领着每公里5美分的补助，开着破卡车到美国西部的农场去拍摄移民的母亲，拍摄西部移民穷困生活状况的图象。在1930年底的时候，随着西方经济危机大萧条时代的结束，随着城市化之下，那么在这个时候，在摄影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原来苦大仇深年轻的学子到西部拍贫困群体，拍移民所做的影像，突然之间大家不愿意再提了，突然之间它成了旧的东西，我想这种转向是不是与我们前些年所谈论的纪实摄影、报道摄影，今天我们已经不把它作为主要的言说对象，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相似的社会环境和变化？我们今天摄影语言上面的转向，是不是成功的？是不是代表了一个方向？我刚才说我的判断标准是不是我们这个年代文化道德的反映，这种表征，这种状况？同样有一个困惑，我们前些年关于纪实摄影，关于报道摄影，那种做法是不是出问题了？问题有多大？对照我前面说的几方面特征，我想显然前些年关于摄影的表述问题很多、很大，关于前些年纪实摄影、报道摄影，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阶段性的反思，回顾一下，那么问题显然非常多。明确的价值判断是不是显得简单了？显得单一了？摄影师所占有道德上面的制高点是不是也有问题？你是谁？你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真正关心、关注你所拍摄的对象吗？我们不乏见到一些报道摄影师，在展示他作品的时候，似乎跟拍摄对象打成一片，也似乎一把鼻涕一把泪，但是转过来就是另外一副嘴脸，嘻笑怒骂，这一次给我多少钱？我为什么还要去弄这个东西？摄影师的作品所呈现的那种状况，和他的人格有分离，我们作为今天新的影像实践者、探索者，是不是还愿意承受这种分离？我们有没有新的分离出现？比如我们今天的影像实践、影像状况，同商业结合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中间又会产生新的分离？这些是不停会出现的一些状况和问题。

从昨天各位关于新锐的谈话和研讨过程中，我在听的过程中，就像我喋喋不休说的时候下面的听者有心。在有关摄影的表述过程中，一直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一方面把摄影的言说拉向科学，比如今天有关摄影史学的讨论，客观，拉向科学，拉向客观，拉向真实，比如我们强调以图证史，图像就是历史，图像能反映历史的状况，一方面拉向科学的一端，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拉向艺术的一端，摄影是什么？你的摄影行为，你的作品，那是我个人感知的结果，那是天启的结果，那是我个人经验的积淀，在科学话语与艺术话语，甚至艺术话语神秘不可知话语之间存在一种矛盾，一种背离，我们今天讨论新锐的时候，事实上有时候也是在两种话语之间打架，有时候显得无所适从。关于这两种话语之间，美国有一个摄影评论家叫阿伦.塞库腊，他给我们开出结论，关于摄影的言说，摄影的表述，它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艺术的，到底是什么？它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种辗转、腾挪的东西，我觉得他的结论还没有给出结论，关于摄影言说和摄影表述中所面临的矛盾、困惑，同样，在今天有关新锐的表述中，也时常在两者之间打架，有这样一些东西。

前些年关于纪实摄影，关于报道摄影，大家严肃来谈这个问题，事实上参与其中众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学习、借鉴西方摄影师的结果，我们琅琅上口西方纪实摄影大家，纪实摄影师，他们的书籍，我们无论多么穷都买下来摆在床头，天天翻阅。我们今天的影像实践，年轻一代的影像实践，他们有没有学习的目标？有没有学习的对象？或者说有多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内心？是自己深思熟虑思考的结果？还是有一些学习、借鉴、模仿，甚至抄袭的结果？这同样是一个问题。这段时间我比较了一下，近些年来同日本、韩国摄影师交流的他们给我的材料，有些材料我甚至没有打开，因为寄过来一些日本、韩国摄影师的状况。我做了一个比较，有一个结论，我们今天摄影探索中间，有一些状况和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日本、韩国年轻一代摄影师的探索，有非常相似的成分在里面，包括对传统元素的借用、挪用，东方元素的挪用，我不知道我这个结论是不是有偏颇？或者是不是得到在座一些年轻摄影师的认可？我翻阅了上百本日本、韩国各类的摄影资料，1923年的时候出版家张元济就说过一句话，中国人所做的摄影，所谈论的摄影，从所说的言语、话语到所做的状态，那么全部来自西方，全部来自东洋，我们今天有关我们的摄影，走出这么一个状况的话，我们的摄影有多少非常自觉的状况？而这种自觉的状况在面临西方摄影170年，西方很多前面的大师，包括近邻的日本、韩国摄影实践上的先行者，一些前辈们，我们如何自处？如何处人？当年中国的历史，大炮打进来的时候，我们如何自处？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如果处人？又如何面对他人来展示自己的东西？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非常强烈能感受到这种状态，放到中国摄影的历程里面来看，摄影传入中国，中国人最早把摄影，把照相机这样一个西方现代性的工具作为我们自觉的传达，对世界传达，对世界认知的工具，放到这样的历程里来看，比如说从清朝的宫廷里，从慈禧运用政治影像，那个时候中国驻法的于西林（音译）在故宫里照相，那是大清的政治家对摄影主动的运用，到袁世凯对图象的运用，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甚至到我们今天政治领袖对影像的运用，在这样的一个逻辑里，实际上这些都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对于影像主动的运用，当然这是政治运用，是一个影响很多人生活的运用。到二、三十年代，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康有为这些人，把西方现代性的工具，把照相机这样的工具纳入到传统文化传宗接代的工具，美化人生，陶冶情操，消遣的工具，这样的一些传统，当这些传统遭遇到国仇家难的时候，这种传统肯定会遭到批判，这个时候人们强调有力的作品，强调国防摄影，强调摄影作为一种武器。但是摄影到了1956年以后进入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语言的转向，到了八十年代，纪实摄影、报道摄影显然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叛，在这种状况下，这种反叛、反动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于原来的元素，在这种状况下一直走到近些年，我们新的语言是不是呈现新的面貌和状况？我们如何来理解今天关于所谓新锐摄影价值的判断？我想从我个人来说，依然是在观察、判断的话题。这一期给《中国摄影杂志》写的文章，我有一次在北京胡同墙上的垃圾堆里看到歪歪扭扭的一句话，“如果花开，我会感激；如果分开，我会忘记”，当然来自一首歌词，也不是原创，对于美的摄影现象，如果花开，我会感激，如果分开，我会忘记，是不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这种状态？

对不起，我刚才的开场白太长了，今天大家畅所欲言。原来我还准备在主持的过程中有一个想法，王郑生先生不在，上次在瓶窑摄影节的时候，海杰他们主持的活动，摄影新锐的幻灯展示，当时有这么一句话，“下面我们展示一下作为被摄影教育家、摄影理论家身份所掩盖的摄影新锐顾峥先生的摄影作品”，所以新锐无老幼，我刚才说王郑生被官员身份所掩盖的前北大才子，对摄影新锐之什么，他今天不在，所以这个话题就不存在了。下面怎么开始？今天还想听听各位年轻朋友们的发言。

我对于近年来影像新实践的判断、认知，我觉得它呈现了几个特点，比如说价值的含混，道德制高点的模糊，还有非叙事性，甚至无逻辑、娱乐化，消遣、唯美的特点。我的结论是什么？事实上这种探索，感动我的，或者震动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身处这个年代文化道德状况的反映，原来铿锵有力的表述今天不存在了，或者今天不主流了，为什么不存在、不主流？如果我今天这么一个场合这么注重语音？孙京涛先生没在，我模仿他的胶东口音，关于TOP20的肯定不像，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场合，听到一个人在声嘶力竭地在讲话，或者是在念他的发言稿，而他讲的那套东西非常正确，毫无漏洞，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曾几何时，在革命的年代、战争的年代、运动的年代，它是主流的一种语音，甚至语速，这样一种表达方式，那种情况下，至少像傅拥军先生这样的讲话肯定不流行、不主流，但今天可能成为非常主流的音调、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