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起走过——评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

陈小波的新书《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书名有意思，“为什么”三个字，我看倒不是真的在一板一眼地问原因，却是在为长时期出生入死、与中国同步成长的主流媒体的摄影名人们、名记们、纪实摄影师们做一声慨叹。书中44位摄影师，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爱人、人斗人、人怕人、个人顾个人，都经历过了，走到天命，停下来，一顿首，便要问声“为什么”。这种问本不是为了答案而来，而是到了这个节骨眼，讲到所走过的路，回头看时，已臻此境，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陈小波最近几年一直在做口述，访新华社的老一辈摄影师，谈革命烽火，提笔写下来的就是老人家的一生；等到她访同代人，似乎也保留着这种时空的思维惯性。44位摄影师，大多是她多年的挚友与同事：在新近的访问外又额外加上以往的笔记、再以往的友情和回忆，混合重组，于是便自然记下了活着的人的半辈子的言行，这都远远超越了“访谈”的一时一地的限制。

因此这本书毋宁说是本“访谈录”，倒不如说是本自由、从容、舒畅的“小波与友人交往录”，不过整理时用的是对话体而已，读者莫要把它想象成某次精心准备与设计的有问有答。

但既然书名叫做“访谈录”，倒不妨再接着说“访谈”两字。刘树勇先生在序中开篇便问，“访谈，在告知我们些什么，能给予我们的是什么？”新华社的刘宇也在采访中问，“我这点事对别人能有借鉴作用么？”

所谓“访谈”，不外乎几种情况：一是对那些已经得到社会文化认可的人，进行正式的、自觉的、甚至含有预演准备在内的谈话；二是对亲朋好友、邻里、同事的非正式场合的访问，讲讲家常，讲讲人情；然后就是对那些身上带着重要故事的人，让他们把经历讲出来。 而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书里的被访者，即便他们在业内已经功成名就，也在访谈中扮演了多种角色，心灵上和身份上 ，自觉和不自觉地。他们有平民的经历和视角、专业人士的技术和修养，有些人还时不时地冒冒头，短期地当一下时代的意见领袖，至少是公共领袖身边的直接见证人。譬如既是“南方摄影圈的大哥大”，又是“天生老百姓”的安哥，下乡时在云南西双版纳、改革开放时在广州，在新中国的几次转捩点上都传奇性地被命运安排到了暴风骤雨的中心，说起话来，谈照片，也就是在谈中国的事。

因此，在当下，这是一本糅杂了多种身份和意义的书，行业史，精神史，摄影史交合在一起。当我们与当代缺乏足够的时间距离，而难以为之写史的时候，这本书为未来作了一件保底的事，官面上的事、江湖里的事，全都抓了进来，稍加挑拣，留待后用。正如陈小波在自序中所写：“如果将来的摄影史研究者完成他的课题，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依据，找到‘口供’，并注明‘出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我就欣慰了，我就完成了。”

这本书的发行和读者范围很广，这就使得它可以直接抛出一个机会，让我们去观察：当下的中国社会，人们在如何关注“纪实摄影”。更准确地说，是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出生的现今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的中坚，如何在中国社会发展到伦理与纲常变得匪夷所思的今天，看待一种基本在90年代时成型的怀乡的、乡土情节的、植根于人本与民间的摄影。“纪实摄影”在中国已经烂熟，摄影师也发展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而完整经历了新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这一代人也到了追忆、反思的年纪。也就是说，作品与读者同时达到了成熟的年纪。对一部书来讲，这样的相逢，太难得。

在这样一个金风玉露的时刻，陈小波抛出了这样一个大型的不挑读者的图像与文本。此刻的“纪实摄影”已完全可以走出“摄影”的行业身份，在此刻的读者眼中，它们不代表方法、审美、流派，而仅仅是有人味、有自己成长痕迹、有家庭气息的“照片”。陈小波在书中为每位摄影师都编入了不同行业身份的权威人士的评注，包括作家、文化与社会学者、人类学者、艺术家，这就已经负责任地把书抛到了社会的上上下下，各种角落。它满足了一代人对“家乡”、“青春”、“留影”的再凝视的渴望。

最后，为着出版商所在意的市场，还想再说说这本书的“可亲”。图画从来比文字更能吸引人的兴趣。书很有趣，这种趣味在任何人那里都会生根发芽。譬如人们会发现深圳深南大道上邓小平广告牌上的微笑头像的拍摄者原来是杨尚昆之子杨绍明，再譬如会了解到在最早到达汶川、在汶川停留最久、拍摄时间最长的摄影记者李刚，在拍摄嫦娥二号卫星运载火箭升空的刹那，曾立下“生死状”，架了五台相机，胳膊肘也用来“按”快门。太多诸如此类的快意瞬间，读起来轻松过瘾。一个时代过去，总会留下几张“让人满怀敬意”的照片。近几年来流行写“某某背后的故事”，就算读者最终还是有可能忘了书中照片的拍摄者，照片背后的哀乐却可以通过分享而走进更多人的心里了。

（作为一个思考着的“80后”，向本书的作者，向我的父辈摄影师和父辈读者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