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上）
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 ——从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家看摄影中的东方学问题 （上） 编者按：本刊今年推出新栏目“东方照相记”。该栏目会涉及西方重要摄影师在中国的拍摄活动、对其照片的评价及相关的摄影史问题，但不同于平常所见的“外国人看中国”，因为本栏目更关心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历史、社会和国家价值观背景使西方摄影师来到中国？他们的中国照片在西方是怎样传播的？对西方社会认识中国作用如何？摄影史上是否存在“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而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 在厘清这些问题之前，西方摄影师，尤其是摄影史早期拍摄中国的那些西方摄影师中国照片的“历史价值”，只能作为怀疑对象。 “东方照相记”中的“东方”，有两个意思，都以欧洲中心论为参照，一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东方”，以欧洲为中心，中国自然是地理上的“东方”。另一个意思来自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东方学》（Orientalism，也译为东方主义），中国在文化上被西方定义为“东方”：西方通过东方学——也就是由西方建立起来的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对东方进行描述、判断，由此诱发和影响了西方对东方的态度和行动，使东方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始终处于“宾语”地位。萨义德通过对东方学的精细梳理，揭示出了众多西方主导的“纯学术”（比如人类学），在西方建立文化霸权的过程中扮演着“帮闲”角色。我们不能不问：西方摄影师在中国的拍摄活动及其所拍摄的中国照片，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对其照片中的东方学倾向，是否应予检讨？因为摄影，正是西方定义东方的工具之一。 本栏目对西方摄影师的选择，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典型性，他们在同时期拍摄中国的摄影师中无可替代，而通过对他们的讨论，大致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西方重要摄影师拍中国的轨迹，看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第二，选入的摄影师必须通过拍摄中国、描述中国、传播中国，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形成了关于中国的知识，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至于有西方传教士、官员、游客、商人、教师等到中国拍了照片，当时没有社会传播，现在被发现再做展览、出书等，这样的摄影师被放弃，虽然他们的照片数量与质量可能都很出色，比如法国人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1857－1935）。第三，在同一时期拍摄中国的摄影师中，只选择其中最有话题的一位。比如在1860－1870年代拍摄过中国的英国摄影师中，会讨论约翰·汤姆森而放弃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1832－1892）。 欢迎读者对本栏目刊发的文章提出批评和建议。 对于中国，摄影首先是政治问题 鸦片战争是摄影术侵入中国的引路人。 摄影，对于西方，是器材和技术的问题，媒介和实验的问题，传播与观看的问题，美学与伦理的问题；但对于中国，首先是政治问题。1844年，法国拉萼尼使团访华，强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的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谈判间隙，使团的海关官员于勒·伊蒂埃（Jules Itier，1802-1877）将中方代表、两广总督耆英喝住，拍下中国大陆的第一张照片。珠江口的法国舰队，比那台达盖尔相机更生动地构成了摄影术侵入——而非传入——中国的第一个情境。 西方摄影师获准深入中国内地旅行、拍摄，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战败的中国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首次确认了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有旅行、经商、传教的自由，并享有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从1860年直到1943年英、法、美鉴于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自动放弃领事裁判权止，其间在中国旅行、拍摄的西方摄影师，每人都是《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受益人——他们的拍摄也直接间接地支撑着帝国的在华利益，此为西方摄影师拍摄中国的第二个情境。 在日本和朝鲜，摄影术也是随着美国舰队的重炮一起登陆的。 正是基于这一情境在东方国家的普遍存在，爱德华·W.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在19世纪晚期，一个英国人来到埃及或印度，他不会不想到这个国家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与东方相遇时，“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空架子。它曾经意味着而且仍然意味着你会意识到——不管是多么含糊地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在东方具有确定利益的强国”；因此，你所具有的“所有关印度和埃及的学术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被上述显而易见的政治事实所玷染、所控制、所侵犯”。① 换言之，在这一历史情境之下，西方人在东方进行的学术研究、科学考察和艺术创作等，“是受制于社会，受制于文化传统，受制于现实情境，受制于学校、图书馆和政府这类在社会中起着稳定作用的机构的”，“即使最怪癖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如此。”②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1869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 1837– 1921，亦译约翰·汤姆逊）第一次进入广东内地旅行，何以多次回忆起英国对中国的征服之战。在穿过佛山流溪河时，汤姆森想起了1857年5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就在这条河上，英国海军准将凯佩尔率领的英军舰队是如何击溃中国海军编队的 ③；而早在他乘船从香港前往广州的途中，就已经自豪地想起过堪与“摧毁了中国的全部船队”的凯佩尔媲美的另一位不列颠英雄： 从香港溯宽阔的珠江而上，是一次惬意的旅行：站在汽船甲板上，可以望见虎门炮台的废墟，这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1637年威代尔（Weddell）船长第一次率领英国商船队踏上这块土地时的心情。④ 看着虎门炮台的废墟，清风拂面地航行在珠江上，汤姆森的心情穿越时空，与威代尔船长暗通款曲。1637年，威代尔率英国船队强行进入珠江口，受到中国军队阻拦，冲突中将虎门炮台轰成废墟。这是历史上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交手，被认为暗示了此后中英关系的走向，威代尔被誉为“替大英帝国叩开中国大门的人”。威代尔、凯佩尔，代表的是那种征服中国的欲望，为大英帝国开疆拓土的雄心——如今，汤姆森来了，虽然他带的不是舰队而是相机，但心情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征服这个国家。 汤姆森的这种回忆并非只是矫情，它明白无误地提示了萨义德所说的欧洲人与东方相遇时的身份意识，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来拍摄中国；实际上他是通过镜头解读中国、评价中国、判断中国——当然是用英国社会的眼光。 约翰·汤姆森关于中国的两本重要著作：《中国和中国人照片集》（右，1873-1874）和《镜头前的旧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1898）。 《中国和中国人照片集》每套四册，每册24页，共计96个页面。大部分页面上有4幅照片，小部分页面为单幅照片，共含照片218幅。每个照片页面前均有棉纸保护，并附有一页详尽的说明文字，表达自己的见闻、感悟与评价，有不少历史信息，极具研究价值。该照片集第一册的内容为香港、广州、台湾，第二册为台湾、广州、潮州、汕头、福州、厦门，第三册为上海、宁波、普陀、九江、南京、汉口、宜昌、四川，第四册的24幅照片中有23幅是北京的人像和景物名胜，实际上是北京的专辑。需要澄清的是，该照片集并非普遍理解的那样是印刷而成，而是使用了当时发明不久的“埋木式”制作方式，集中的每一幅照片均是手工黏贴，因此非常精美。这固然是因汤姆逊将之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因出版商认为如此高成本制作能获得可观回报。当时该照片集的第一、第二册分别发行了600册，第三、第四册分别发行了750册，发行对象主要是当时从事英中贸易的商人和中国物品（比如瓷器）收藏家。（参见《帝国的残影—西洋涉华珍籍收藏》P172-180，杨植峰著，团结出版社，2009） 北京内宅的女子，1871-1872 摄影：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 Courtesy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满族女子的服装、发型、头饰，汉族女子的小脚，建筑上的走廊、木雕、满族窗，中国元素一应齐全。 那么，当时的英国社会——或者说欧洲，是如何看中国的？ 对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⑤ 英国人对中国显然缺少法国人的浪漫情怀，他们的看法来自商人的见闻和外交使节的亲历，更具经验主义的实证特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描述了这样一个中国：中国下层百姓的贫困程度远甚于欧洲最穷的国家中的下层百姓，广州城周围许多家庭陆地上没有住房，只好栖身渔船；他们的食物少得可怜，非常渴望能打捞出一些欧洲来的轮船上倾倒下来的最最肮脏的垃圾，诸如臭肉、狗或猫的尸体等，即便是腐烂得臭不可闻也很欢迎，就像其他国家的人们得到最有营养的食品时一样兴奋。⑥ 1793年作为英王特使在热河见过乾隆皇帝的马嘎尔尼，后来在《出使中国》中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从来不用肥皂，也很少用手绢，随地乱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还在脖子里找虱子；没有冲水厕所，到处臭气熏天；中国的军备更是落后，当权者完全没有危机意识，“它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帝国的整个海军？只需半个夏天，英国战舰便能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使以食鱼为生的沿海居民可怕地挨饿？” ⑦ 马嘎尔尼之行实际上成为欧洲对中国态度转变的一个转折点，他们看到的中国皇帝昏庸，官吏无能，整个民族不思进取且骄傲自满，“在欧洲人最近进展最快的那些领域里中国人的知识十分贫乏。”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军区区40余艘舰船、4000名士兵（后来增加到7000名），在距离英国万余公里之外居然把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残酷事实彻底粉碎了中国的“帝国”形象，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落后、贫穷、专制、不堪一击等相关叙述的真实性。对于西方看中国眼光的转变，英国汉学家约·罗伯茨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有清晰的梳理，而社会史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则这样概括这一过程： 随着近代欧洲军商合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在168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被制度化，中国的正面形象随后黯然失色了，这不是因为欧洲经济上成就有多么伟大，而是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欧洲商人和冒险家们早已指出过由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军事上的薄弱，同时也抱怨过在与中国贸易时遇到的官僚腐败和文化障碍。这些指控和抱怨将中国改写成一个官僚腐化严重且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帝国。这种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又进而将中国纳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从而使得中国由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变成了“英国模式”的对立面，后者在西方的观念中日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⑧ 中国由原来“值得仿效的榜样”退化为“官僚腐化严重且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帝国”，成为“英国模式”——也就是今日所谓“国际主流社会”——的对立面（暗含着中国即将出局），这一过程正体现了东方学的判断和影响——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构成了西方摄影师拍摄中国的第三个情境。 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特别是早期那帮人，都是在“走”过这三个情境之后，才到达中国的。 西方摄影师的中国照片中，东方学趣味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摄影师的中国照片为例，东方学趣味主要体现在四方面，第一，强调东方文化的历史悠久、古老神秘、衰败凄凉和东方社会生活中的奇风异俗、奇装异服和体力劳动，以突出尚处于“古代”的东方与正在进行工业革命、代表近代文明的西方的差距。照片中可看到大量的古寺老僧、古塔古牌坊、神秘的古代石刻以及大量繁重体力劳动的场面，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这是典型的“中古”社会特征，既带给他们一种视觉愉悦感和心理优越感，又迎合了流行的怀旧情绪：当时西方社会正处于古典文化崇拜的最后时期，有“古典意味”的照片深受“有教养”阶层的喜爱——他们是购买照片的主要社会群体。菲利斯·毕托、约翰·汤姆森等人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破败不堪、带有凄美意味的古塔古寺古牌坊：这不表示他们热爱中国历史文化，而是因为这类货能卖好价钱。第二，强调东方社会的“父权制”特征，官府可以随意处置小民的生命财产，在官民关系上典型地体现为小民下跪的画面。第三，雄奇的自然风光，约瑟夫·洛克的照片是杰出代表。第四，中国的酷刑，代表了中国人是一个有残酷嗜好的民族。 东方学趣味在西方摄影师的拍摄手法上也有经典体现：雇用模特，随意摆拍、捏造他们想要的、符合西方社会想象的中国社会的生活场景、情节；在中国人看来，这些场景虚假得离谱，十分搞笑。 例一：公堂审案，上海，1870年代 威廉·桑德斯 摄 用模特摆拍的公堂审案场面充斥着“混搭”的中国元素：公堂正厅居然贴着商人求财的关公年画；“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不是公堂联，而是文人书房联；官员桌布上的“月光之大”更是莫名其妙,汉语5000年未有此妙句也。但对桑德斯和西方社会来说，这些东方符号、中国元素是否真实无关紧要，他们要看的是草民下跪。 例二：我们可以1905年摄于上海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做对比：这幅照片也有摆拍，但从对联上看，这儿悬挂的“怀远人力持大体刚柔互济，决庶狱悉秉至公刑教兼施”可就专业多了。 上海公共租界公堂会审（1905） 佚名西方摄影师 摄 例三： 中国酷刑：砍头，1870年代 威廉·桑德斯 摄 这幅摆拍的照片更是好玩儿：现场没有一个公人，模特举起一个木片当刀；正中背景上是两个穿戏服的人—这张照片正是桑德斯在拍摄完中国戏剧演员的照片后，以戏剧化手法随意摆拍的。 参考文献：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第15页，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7。 ②《东方学》，第257页。 ③ 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第34-35页，杨博仁、陈宪平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 ④ 《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第46页。 ⑤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98页，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 ⑥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60-61页，谢祖钧译，新世界出版社，2007。 ⑦ 这是马嘎尔尼1793年日记中的话，转引自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第56章，王国卿译，三联书 店，2007。 ⑧ 乔万尼·阿瑞吉：《从东亚的视野看全球化》，见《中国年度学术》（20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