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半人的中国——1900年詹姆斯·利卡尔顿的中国之行

1900年，发生了中国老百姓说的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北京。

这一年，北京悲剧性地成为“国际观光地”。“游客”主体是进京的八国联军，陪游的有随军摄影师、欧美各国记者、随军洋小厮等；“观光”（洗劫）范围从烟花风流的八大胡同一直到紫禁城慈禧太后的寝室。慈禧的大床被好奇的联军士兵随意坐卧，隐私权被严重侵犯；光绪的龙椅则被抬到紫禁城院子里当了联军士兵照相的道具，“皇威”荡然无存。“本来这里是皇家禁地，可现在士兵、军官、摄影师等各种各样的‘洋鬼子’都来参观这神圣之地”，(注1)  一时间，紫禁城内“游客”攘攘，演兵列阵，骑马照相，东游西逛，连偷带拿还随地大小便。

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44—1929），当时正受安德伍德（Underwood & Underwood）图片公司派遣，在拍摄1899年美国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的战争之后，于1900年初来到中国，歪打正着地遭遇了“庚子之变”，成为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

利卡尔顿早年曾做教师，酷爱旅行和摄影，后来干脆辞职做了专职摄影师，漫游世界各地，拍照片卖给金士顿（Keystone）、安德伍德（Underwood & Underwood）等多家图片公司。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的同一张照片，会出现在多家图片公司出版的摄影集中。他有骄人的旅行记录：环球航行5次，访问英国14次，法国12次，意大利11次，加拿大10次，埃及7次，中国3次……拍摄的国家超过40个，旅行总里程约30万英里。1905年，65岁的利卡尔顿还从非洲南端的开普敦步行1500英里，走到了开罗。1912年，为实验爱迪生新发明的一种快速摄影机，72岁的利卡尔顿带着儿子乐蒙（Lomond）来到肯尼亚的森林里拍摄，乐蒙不幸感染非洲伤寒，两周后去世，葬在内罗毕。利卡尔顿痛失爱子，伤心之下结束了自己的旅行摄影。

广东珠江，1900年。 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

另一半人的中国，另一半人的生活

——兼说利卡尔顿何以特别“关心”中国的苦力

1900年初，利卡尔顿从马尼拉乘美国商船抵达香港，经广州、上海、宁波、苏州、南京、烟台一路向天津、北京漫游拍摄，时间长达一年。今天看他的《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1900，The Photo Diary about China of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 下称“《日记》”），内容正好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江南，平静安详；后一部分是天津、北京，处处硝烟，城破人亡。这本收入了100张照片的《日记》编得很用心，犹如一部情节跌宕的好莱坞电影，从江南的风景开始，以天津的血腥攻城和屠杀义和团为高潮，以北京的废墟破败为结局——不战则受辱，战则必败且受辱更甚，这也是当时西人对中国的普遍看法。

与1870年约翰·汤姆森拍摄的那个中国相比，1900年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便是日甚一日地多了洋味儿。此时的中国，在沿海和内河开放通商口岸31个，列强在上海、广州、福州、天津、汉口、九江、烟台、重庆等10多个城市建立起租界。19世纪末，在华外籍传教士达3200多人，至1900年，以山东省为例，108个州县中，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活动，设立总堂27所，大小教堂1300余处，有洋教士150余人；传教士们甚至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注2) 内地可以通行无阻地经商传教，海上随时有军舰保护，城市里的租界不受大清法律管治，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的网球场和社交圈，洋人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

换言之，中国正式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利卡尔顿通过照片和文字，形象地将这种社会形态表述为两个中国：洋人们的中国与苦力们的中国，他称后者为“另一半人的生活”。

利卡尔顿来到上海，“在租界，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切没有什么是中国的。建筑不是中国的；远处有树影的平坦路面，河边的绿色草坪不是中国的。再往前，人行道靠江边的末端，一个小型的、被栅栏围在漂亮公园中的圆顶亭子，那也不是中国的；那些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空跨过的无数电线，不是中国的；远处还有一些旗杆挂着国旗，在美国人租界我们能看到微风中飘着三面旗帜，虽然在半英里外，但是我能认出星条旗，反正肯定不是中国的旗帜。” (注3) 不用说了，那些象征着现代化工业生产的高大烟囱，肯定不是中国的；就连中国人大量吸食、成为政府重要税源的鸦片——“这也不是中国的”。而在中国土地上、又不属于中国的那些地方，都特别美丽：“这个场景充满了美丽、生机和秩序。那些建筑物的美，通过成排的树木、修剪过的草坪、平整的街道而加强了。通过回忆我才记起这里是中国的心脏地带” (注4) ——汉口，更确切地说，是汉口的租界。

毋庸置疑，在利卡尔顿的眼中，西洋远胜中土，西方代表着先进、文明、美丽、秩序、符合人性，代表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中国的事物，只要与洋人有关或者被洋人教化，也就当然地高级起来。比如上海的南门教会学校，孩子们时尚漂亮，在洋教师考格道尔小姐带领下做着健身操，每人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这里没有缠足，没有脏兮兮的脸，没有污秽的衣服，从优雅的学校到虔诚的美国教师，一切都井井有条。” (注5) 而当这些受洋人教化的中国小姑娘学着做刺绣时，看着她们的专注、勤奋和整洁，利卡尔顿感动极了：“我觉得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些姑娘更清秀、更有涵养的了。” (注6) 言外之意是，这些小姑娘得救了。

做刺绣的中国女性，上海，1900。  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

她们因为受到基督教长老会学校的关爱，变得与其他中国女性不同，被利卡尔顿称为“不仅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些姑娘更清秀更有涵养的了。”

但利卡尔顿毕竟是在中国旅行，那些扑面而来的“中国元素”，随时提醒他这里是中国。这些“中国元素”有上海租界旁中国人住的内城，有广州珠江口的“船屋区”，还有中国苦力。

上海租界的旁边，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内城：“城里街道和小路纵横，这些街道和小路多伴着散发恶臭的沟渠，里面始终流淌着污秽之物。城里充斥着可怜的人。味道令人窒息，也没有吸引人或漂亮的东西，目光所及都是肮脏、穷困、悲惨、烂泥、恶臭、堕落、破旧和衰败，上面这一串形容词就是上海内城的真实写照。”(注7)  上海如此，当时中国最繁华的通商城市广州也是如此。利卡尔顿在珠江口拍摄了那里的“船屋区”：当时的珠江口两岸，大约有25万—40万只船停泊在岸边，由于贫穷，船上的人们以船为家，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甚至在船上养猪养鱼，有些人终生没有踏上过陆地。(注8)

 在旅行中，利卡尔顿拍了很多中国苦力的照片，可见苦力们给他的印象之深。这些干最苦最累最脏的体力活儿、挣最少钱的苦命人，在美国已经很少见了，但在中国，在香港、广州、宁波、汉口、天津、北京……在每一个足迹所至的城市，处处都是苦力的身影。在英国的东方财富中心香港，九龙码头一片繁忙，“苦力们排成长长的队，用竹篓背着沉重的货物，通过喊着号子以帮助他们减轻重负感。”(注9) 在汉口，从租界里洋楼的窗子望出去，正午的烈日下，路上走着一群一群的人——其中当然没有欧洲人，因为欧洲人在中午是不出门的；这些人手里拿着扁担，是当地著名的“扁担苦力”，“一个苦力能分别在扁担的两头担100斤重的东西，扁担是这些苦力们的重要财产，因为他们要靠扁担维持生计。”(注10) 在汉口码头，江南数省的茶叶集中到这儿，装上来自欧洲的货船，“很多码头都是这样排着长队，赤脚、辫子盘到头上、有时候裸背的苦力，形成在船和货站之间连续的线。他们扛着茶箱，故意喊着古怪、忧伤的调子……每个苦力手里都有一块竹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又不会犯错的、用来检验卸货的数量方法。通过这种古老的方法，每个苦力运一件货就交给岸上记账的人一块竹片。大多数苦力既不诚实也不会算算术，但是他们会拿竹片，这就足够了。没有几个西方人会愿意每天在这样的烈日下一直扛箱子，10个小时才挣10美分，这就是‘另一半人的生活’”。(注11)

的确，如果用美元计算，这“另一半人的生活”肯定不是人的生活。利卡尔顿在《日记》中多次谈到，中国苦力每天只能挣10美分，即使一个独轮车车夫运两个人，一天走20英里，也只能挣20美分。他如此“关心”中国苦力的劳动价格，不是偶然的，也不代表他的“人文关怀”，而是因为这个话题与当时美国人极为关心的华工问题密切相关。1860年之后，美国为开发西部和修铁路，从中国引进了大批华工，到1870年代，数量超过10万人。这些华工吃大苦、流大汗、挣小钱、不争人权、不参加工会，简直就是劳动机器，被认为抢了白人的饭碗，引起了美国白人的强烈不满，美国媒体有很多报道。1882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第一个限制华工法案，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多起排华血案，尤以1885年怀俄明州石泉城血案影响最大。1885年9月5日，《纽约时报》刊发快讯报道了这起血案：

怀俄明石泉城发生排华血案 

怀俄明，石泉城9月4日电

在唐人街残烧着的余烬里，躺着十具烧焦的、不成形的尸体，这些尸体还依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另外还有一具这样的尸体躺在附近的鼠尾草丛中，这显然是淘气的男孩子们从灰烬中拖过去的。再搜索一番，又发现了另外5具清国人的尸体，这些人是在逃跑中被追他们的人用来复枪子弹射死的。(注12)

为限制华工，美国政府更于1894年与中国政府订立《限禁华工条约》，为期10年。1896年9月，李鸿章访问美国，在接受美国报界采访时，曾情绪激动地专门谈到了华工问题：“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动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级的商品。”他还呼吁：“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注13)

由此可见华工问题——也就是中国的苦力问题在美国社会的关注度。利卡尔顿拍摄的中国苦力的照片和相关记述，正好回答和确认了美国人关于华工的猜想：中国苦力在本国挣得太少、活得太苦，所以才跑到美国去。他在一张编号为519-14557的照片的说明里，非常明确地写到：由于中国人口太多，华人大量涌到了美国，“他们能够比别人更廉价地活下来，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准很低；也就是说，他们家里很穷，食物和衣服都很缺乏，他们也不要求接受教育。美国人过不了这样的生活，因此也就无法与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也就是美国通过法律禁止华工赴美的原因。”

这也是利卡尔顿特别“关心”中国苦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