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摄影记录“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译/ 王瑞（著名影像评论家、策展人） 本书是我在中国的旅行日记，是一册大部分由照片构成的摄影师／记者的日记。 我接受《生活》杂志的拍摄任务而在中国逗留了11个月的时间，其中的5个月处于国民政府的最后时期，因而也目击到现政权建立的最初6个月。 1948年12月初，我从缅甸首都仰光搭机飞到中国。因而得以在毛泽东的部队入城的前12天，赶到北京。我又搭上共产党占领之前的最后一架飞机离开了北京。飞抵上海以后，我试图进入被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地区。我穿越山东半岛邻近青岛的防线，那是当年西方传教士们顺利取道往返教堂的老路。我为什么没有遵照他们的榜样，把行李放在木制独轮手推车上行进？那是因为即将踏上那段行程之际，我遇到了一个记者和一个商人，他们正要驾驶一辆吉普车奔向同一条路，于是我们便同车共济了。由于1948年与1949年相连的那个冬天的大雪气候。我们在雪地上找路十分困难，在接近防线的地方，我把白手绢系在棍梢，挥舞着它和我的法国护照，步行前进。我们最好的护卫就是白种人的身份和零散的人马。 以此方式行进了8英里，我们到达一个人民解放军特谴部队驻扎的村庄。士兵们认为我们没有得到允许而穿越无人区的举动很不明智，我们的旅行也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在一个农庄里度过了很有意思的5个星期以后，我们决定返回上海。很明显我从这里不可能带回去任何足以充实我的图片日记的照片。 返回上海后，我发现这座城市完全陷入了混乱。我随着一批祈求和平的佛教信徒的行列前往杭州避难，在那里听说前线已经迅速撤退到了长江。我立即搭火车赶到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在这座城市我见证了蒋介石最后支持者们的撤离和人民解放军的占领。他们准许我以外国摄影师的身份报道政权更替，当然我只能在艰难的战争条件下进行拍摄。 1949年4月到7月我在南京，随后第3次去到上海。自上次我离开之后，人民军队掌管了政权。 初秋时节，运载想离开此地的外国人的轮船来了，我使自己成为一名乘客。在离开上海之前，必须接受对我所拍摄照片的审查，尽管我不停地和检查员讨论不休，但是对任何一张照片他们都没提出异议。我在1949年9月末顺利启程离沪，几天后抵达大英帝国管辖下的香港。我的中国之行和我的摄影日记至此结束。 韩素音写的绪言 本文看来适合作为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所著关于中国的摄影图书之绪言，于旧政权的末日与新政权的起初这个重要时刻，他正在中国，我则在离别6年后再访中国之际撰写此文。 我并非以一个陌生者的身份重返中国。我生于旧中国，并且在北京度过人生中的第一个20年，然后的战争年代我在重庆。在卡蒂埃-布勒松拍摄这些中国照片的期间，1949年和1950年我再次居住在重庆。这些照片中，由于它们清晰生动的现实主义影像所形成的多面性，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苦难和暴政下的痛楚、绝望、由衰败国家的革命所激发的被压抑的狂怒，跃入摄影师那不知疲倦的眼睛和不带偏见的头脑，无需更多的说明。比之文字描述更加有力，这些照片显露出了那场被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惊天剧变的必然性。 我也看到由于国民党自身的内部腐败所造成的无能和瘫痪，终于导致旧中国的崩溃。我怀着犹豫和疑问，我如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出于教条的担心，观望革命胜利所带来的最初美妙兴奋。我伫立观看解放军的队伍行进，节奏雄劲的鼓点、迎风招展的旗帜和响亮激越的歌声。我看见共产党军队士兵的亲切和诚实，他们与国民党军队士兵的破坏和掠夺形成强烈的对照。令人因而排解了担忧，恢复了希望。新政权为了长期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展开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强调公平、解除贫困、消除饥饿、结束腐败。 伟大的革命也会因其胜利而引出过失。以正义和平等名义为效忠而犯下的罪行，在世界历史上从来都不新鲜。但是许多曾经遭受过同样剧变的西方人士，也会被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暴力事件所震撼，忘记了十几年前或者几个世纪以前他们也曾经历过的同样的阵痛和过失，从而倾向于不容忍同样的表现。如同所有其它的革命，中国革命必须为其巨大的社会改革而流血，以其思想观念来强制其各个方面的专治。然而在这个发展、成熟和建树的6年间，充满艰巨、辛苦、实验和失误，新政权毕竟取代了饥饿与不公平的旧制度，稳固地奠定了适合6亿人民生活的新秩序，使所有的人民都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对于像我这样处以观望者和观察评论者身份的人，无以抗拒的变化就是，我们能够接受而不予否认的一些事物，例如我们比起其他人更安全更优越的高水平生活，已经在不经意间流失去了。卡蒂埃-布勒松拍摄的那些革命之前的中国照片，不是在情绪上而是在怀旧上唤醒了我们。那些充满褴褛乞丐和居住着成千上万象沙丁鱼似的破败贫民窟之类的老照片里的日子，那些旧中国穷人们的不幸生活，挑战着我们的笔和照相机，我们却无法分担他们的悲惨。在冰冷的街巷后面，有时会见到脸上挂着微笑的儿童尸体，那可以是值得纪录的快事，无疑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照样说：“东方人的命总是贱，他们那里这类的事儿多了去了。” 无论如何，今天这已不再是事实。人们相信我们的富裕人世自身的平等价值部分，亚洲被她恶梦的战栗折磨得太久，人民的中国、今日的中国再也不想回到从前那样的境况去了。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慢车开来的中国的现在，她独自而完全自由地做着我所喜欢的事情，奔向我所中意的地方。 穿越长江的南方平原之路，幽蓝的山峦逶迤着地平线。穿越九曲黄河的北方平原之路，曾经是中国的悲哀，现在到处都是油绿肥沃的田地，预示着丰收的富饶。但我留意到一些从前没有的新事物，首先是树，看似到处都是的树，有大有小却都是新树，贫瘠的山上覆盖着树苗。我记忆中的很荒凉的北方平原已经不见了，目力所及的大地上舞动着绿色的韵律。其次是农民，我记忆中最显著的是他们的破衣裳，但是现在看不到他们的破衣裳，在田地里劳动的人看上去都象我曾经所见的地主们。他们穿着很好，其中许多人穿的还是新衣裳，年轻人都穿着干净的汗衫。北方人穿新外套的不只少数人，而是成百上千。无一例外的每个人包括儿童，全都衣着整齐暖和，在所有的铁路车站皆如此。修整过的房屋很干净，还有许多的新房子和新村庄。这并不是舞台布景，在远离火车沿线的东西南北内地，在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如此的景象。 昔日黄河铜色的洪水肆虐的黄泛区地带，农民在天灾时节只能爬上房顶逃命以及饿死。现在成千上万的劳力使用锹、镐和土筐，像织布一般建设了堤坝、渠道和灌溉网系统，以保护农田的安全。 在西北黄土高原，由于戈壁流沙而形成的贫瘠和半沙化的土地上，建设起来许多新的城市，那里有彻夜热闹的电影院和剧院、住宅和学校、图书馆和饭店、商店和火车站以及飞机场。在堪称喷气飞机时代的加速进步的亚洲，铁路和公路交织于亚洲的中心，以往难以到达的偏远地方，如今罗曼蒂克地一日可及：从北京到西藏的首府拉萨，乘飞机一天就到。 轻视和忽视新中国在过去6年间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成就，那不仅是愚蠢的，肯定还是危险的。希望并断言新中国会从内部瓦解，则更是彻底的白日梦。这里没有无能，这里全神贯注于热情支持人民中国所完成的事业。这里使每个人丰衣足食，在这6年间，人们好且省地做了需要20年才能做到的事情。有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这是必须知道的事实。我知道在美国，有许多人跟我在没有身临其境和亲眼目睹新中国所做的事业之前的感觉一样，在这些玫瑰色的成功、成绩、一夜之间升起的高楼、工厂生产成千尺布匹的照片里，他们以为见到的是田间苦役般辛勤劳作的农民、憎恨骑在他们头上的暴政统治者、放牧般顺从的青年、狂热迷信政治教条、盲目地将自己变成残酷的机器轮子上的一个齿轮的人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无论如何，那些被批评文章判断为缺点的引人注目的激发热情的事物，显而易见，那是出于新中国人民不容置疑的诚恳愿望。成千上万无私而献身的人们，工作于各行各业。从公共汽车司机到工程师和学校教师，他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努力工作，他们为建设他们的祖国而自豪，他们希望祖国更美好地成为他们自己和后代生活的乐园。正如我所看见的把长桩打进河床的建桥工人脸庞上洋溢着的笑容和热情，他们热爱他们的工作，在头脑里已然勾画出了他们所说“我的大桥”的景象；那些把头俯在显微镜上和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生们，正沉浸于吸收和发现知识的乐趣；拖拉机手和卡车司机为驾驶而自豪。这些日日夜夜发生在几百个地方的事情，不可能是虚假的。 更要指出，我认为我会遇到象一个批评家所指出的那些情形，空白的墙壁和客气的微笑，人们躲避询问，回避讨论。我认为争论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总是基于狂热的盲信。但是我又为事实的存在而不再烦恼和困惑，因为我建立起了坦率直言和创意的评论精神。美国人的思想，由于受到报纸上关于“自由”的主张、辩论和个别断言的政治观念控制而产生偏执。事实上，立足于新中国稳定而稳固的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事物，绝非是出于宣传的惊人表演。正象我知道的许多美国人一样，所有热爱中国的人们都希望她当前的进步，正朝着正确的自由方向在成长壮大。中国以其自身具有的智慧和愈显珍贵价值的实力，正在迅速前进之中。 还有一件我所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在中国完全没有了那种曾经明显流行过的反白人情结的仇外者。我在去往很多地方的旅途中，曾在轮渡船上与下班回家的工人换烟抽，在火车上跟共产党官员打扑克，在农舍和大学校园喝茶，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公然而高兴地说话，他们多么希望美国人能够再次成为中国人的朋友。 我也希望我的那些热爱中国的美国朋友们，能实地来访今日中国。观赏木兰随春去而花谢，湖畔柳枝伴夏至而低垂，看北京城的红墙和阳光下闪光的金色宫殿，那一如往昔般吸引人的令人眩目 的城市。我希望他们与许多其他国家的来宾一同游历新中国，诸如比利时和法国的大学教授、英国商人和德国教师、瑞典人和意大利人、日本人和印度人以及印度尼西亚人等等，大家都到中国的城市来游览、拍照、逛公园、进一如既往的著名餐馆吃北京烤鸭。 我看到了的、但却不是我期望的是，我的一位执着反对共产主义的年轻巴基斯坦友人，几周前才来到北京。昨天夜里他和我在故宫外面的街道上漫游，他顾虑在这样的夜路上行走是否安全。那一带虽然没有警察，却也感到如同呆在房子里般地安然。“我无法解释对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说：“我来这里本是为了通过挑毛病做出判断，我想写一部发生在中国的耸人听闻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可能做到了，我所亲眼见到的巨大成就不容轻视。中国的现实就是全部的答案，她如此快速地前进着，没有重蹈其他国家所经历的错误覆辙。而且这一切都不是假的，我们要把这样的事实告诉世界，试图把时钟倒拨乃是无济于事的。 韩素音 1956年6月于北京 （王瑞2007年译文） 
上海解放后的盛大游行队伍
文/ 亨利·卡蒂埃一布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