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陈勃与《中国摄影》
一位九十岁老人的去世，还是带给人们意外，足以说明这个生命的重要。2015年底，干了一辈子摄影工作的陈勃，毫无征兆地在与他有着许多牵连的黄山脚下溘然倒下。 陈勃给人的感觉永远是衣着整洁，精神矍铄，即使到了晚年，那一头白发也掩盖不了他年轻的心性。 30年前，我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不久便见到了陈勃老师，那时他的样子不过50岁上下，在我眼里，后来的几十年他的外形似乎一直没变。陈老师是前辈、领导，自然与他的关系并非紧密，但因工作关系，还是与他有过不少的接触，和蔼与儒雅是他留给我的全部印象。 最后一次与陈勃老师共事，是2011年秋天。某日，陈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一些1950年代拍摄的文化名人照片，问我《中国摄影》杂志是否有兴趣刊登？我答，题材很好，又是历史照片，我们很有兴趣。几天后，陈老师托人送来一张电脑光盘和一片半张A4大的纸，上面工整地写着详细的图片说明，照片上人物的名字、职务，就连他们的生卒年份都标写得极为清楚，当时我就慨叹，不愧是位专业、严谨的老编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张纸至今我还留存着。 陈老师的这组照片，大多是1958年随同艺术家下乡时拍摄的，现场感极强，张张可谓佳作，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更平添了几多价值与厚重。配合这些照片，我写了一篇名为《陈勃：为大家造像》的小文，刊发在2011年12期《中国摄影》杂志。稿子引来了大家的关注，颇有影响的《读者欣赏》杂志很快就转载了这些图片。 陈老师打电话说要买几本杂志留作资料并与朋友们分享，他是我们的老领导，又是《中国摄影》的老主编，哪有买的道理。第二天我就带上十几本杂志送到陈老师家里。他和老伴丁补天老师，像以往一样热情地招呼我，又是沏茶又是洗水果。临别时还要坚持把我送到电梯口，电梯缓缓关门，两张笑脸定格在我心里，这是我迄今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不曾想，却也是与陈老师的诀别。 1945年，20岁的陈勃在张家口第一次拿起了照相机，此后的70年就再也没有放下。从他当报社记者、编创杂志，到摄影组织的创建和领导者，一路而行，拍摄不断，他拍摄过建国之前的毛主席、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大跃进”等多位重要人物和国家重大事件，这些照片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 1956年12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中国摄影学会成立，陈勃当选学会副秘书长；翌年5月，《中国摄影》杂志创刊，陈勃兼任杂志副主编。陈勃回忆：杂志创刊号确定了至今未变的方形12开本，暂定为季刊，1959年请毛主席题写了刊名。杂志一问世，便受到广大影友的欢迎，初版刊印了6000多本，几天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再加印5000本。鲜为人知的是，1962年7月24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时说：“你们出的《中国摄影》我每期都看⋯⋯”。 1966年因“文革”导致《中国摄影》停刊，11年后复刊，陈勃与袁毅平、佟树珩一起主持杂志工作。陈勃先后主持杂志工作十几年，为杂志的创办和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如今更加成熟壮大的《中国摄影》，无不烙印着像陈勃这样的前辈的智慧与光辉。 为纪念陈勃逝世，《中国摄影》杂志2016年第一期封面，选择了陈勃最有影响的作品《雨越大干劲越大》。该作是他1958年夏天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拍得，“一天下午，我正在工地拍照，忽然天空乌云密布，顷刻间下了瓢泼大雨，我赶紧把相机贴身藏在衬衣下面保护好，呼喊近处的同伴杨子颐去附近的帐篷避雨。猛然一回头，看到不远处的许多民工，他们不但没有避雨，反而披起随身携带的雨衣，叫着比雨声更响的劳动号子，挑着沉重的沙石，一个个向前奔跑，好像在同大雨比赛。这个场面一下子让我惊呆了，当时也忘了大雨的冲刷，径自向人群跑去，选取了一个逆光角度，突出落下的雨点和奋战的人群，从衬衣内掏出相机，在滂沱大雨中按下了快门。” 这幅拍自雨中的作品，当年发表在《中国摄影》，后来在匈牙利举行的一个国际影赛中获得第一名，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摄影工作者在国际影赛中获得的第一块金牌。这张底片一直保存在国家级档案馆新华照片档案馆。 陈勃去世后，摄影界不论长幼，许多人撰写纪念文章，回忆他所留下的美好，缅怀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我们作为他曾经的同事，他的后辈，更是有太多温暖的话要诉说，但我们更有责任把《中国摄影》办得愈加精彩，或许，这才是告慰老主编最真诚的行动。 陈勃自己编纂的《陈勃摄影年表》停留在2015年9月：“作为抗战老战士，接受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9月3日应邀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隆重的阅兵观礼。2015年12月26日，在与陈勃最后的告别时刻,《中国摄影》杂志郑重地献上了花圈，挽联上写着： 痛痛痛，难忘陈陈往事教诲；悼悼悼，共享勃勃生机未来。（文：马夫）陈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