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北国风光的代表，江山如此多娇的标志。在中国境内，长城恐怕是负载意义最多的几种制造物之一，它背后的隐喻与正面的象征几乎一样多，甚至还要多，甚至多得多。

观察和感知那些生活在长城边的人，才能引导我们理解真正的长城。这种拍摄可能会是一个信息庞杂的视觉记录，可能会是一些思考有关我们和历史关系的碎片，可能会是我们了解自己民族、了解当下社会的一手素材。

《巍巍长城》是我所有作品中传播最广的风光摄影作品。1963年它首次在《人民画报》跨页版上发表后，又相继被《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杂志和《中国四十年优秀摄影作品选》等画册选登；它曾被《江山如此多娇》《中国风光》等二十多本大中型摄影画册选用，而且大多被用作封面或跨页；不知多少次它被印制成挂历、年画、明信片，甚至被印染在旅游衣衫上；它还曾被仿制成巨幅壁毯，曾经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和作为中国政府礼品陈列在联合国主宾大厅。

20多年来，我专注于长城拍摄，从春花秋月、冬雪夏荫、日出云海、佛光彩虹等一切美好视觉映衬下的长城，再到不同摄影技法、不同视角、不同题材下的长城，我自己慢慢地在拍摄过程中发生着变化。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拍摄，更多的是探索、学习和思考。在查阅大量与长城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我越来越深刻地感悟到，长城摄影，对于我来说，绝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浪漫美好，而是解读一段悠扬而厚重的文化和精神。

晋北大同长城属于明长城的一段，修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当地人习惯叫“边墙”，更多的人叫它土长城。这道“墙”有两大特点：一是没有包砖，袒露着夯土。而沿长城修建的屯军要塞“古堡”是包砖的；二是长城边、古堡中还有原住民生活其中，五百年薪火相传没有间断，至今还可以体验到原汁原味的边塞文化。

陕北特指榆林、延安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融合、相互争战之地。从春秋战国始至明代，修筑、增建长城的工程延续不断，陕北境内历代都有长城遗存。在陕北，长城从西面的盐池附近入境，穿过黄河后从东面府谷出境。

曾经的存在，曾经生活、奋斗在这里的人们，曾经的酸甜苦辣，都是他们走过的人生。生存环境和土地的复杂关系，也暗示着生命与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时间无情得像空空的流水，往事如烟云梦幻，生命不过是消逝在即刻的瞬间，在时空中犹如微尘。孤独的飞鸟，静默的长城，让我的思绪更加的悠远，也许是注定的一种迷。

河西走廊的长城，它的作用远远不止于一个单纯的防御，它具有一整套附属的系统来保障中央政令的高效运行:有进行瞭望预警、烽火通信的烽燧;有保障往来人员食宿接待的驿置;有屯田人员与军人所居的军屯;有安置内附部落民众的民城还有各种军需仓库，等等。

这些烽火台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洗礼后多成不规则形状，找不到两个相同的烽火台，如同人脸的造型一样丰富多彩，却比人脸经历更多的风雨。面对这些烽火台，我采用类型学的手法，试图科学地去记录烽火台的影像档案，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看到中国西部不一样的长城，看到快要消失的峰火台，呼吁全社会更多地去了解长城，保护长城，保护中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在实施建设“北京长城文化带”宏伟工程，对于密云而言，让这些古老的长城为时代经济发展服务，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

齐长城起止于山东，始建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比秦长城早了400余年，堪称“中国长城之父”。它西起黄河东岸济南长清区广里村东岭子头，沿山势而建，蜿蜒千里，东至黄海之滨青岛黄岛区于家河村东入海，全长618.9公里，又称千里长城。

长城的美是一种沧桑的美，斑驳、风蚀的城墙记录着长城厚重的历史，雄浑的长城和险峻的大山结合在一起，充满了生命感。站在长城上，随处都可以感受到无声的岁月流逝带给人们的震撼。

20多年前我被长城的壮美所吸引，开始了长城的拍摄。最初我拍得最多的是长城风光，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河北省抚宁县驻操营镇城子峪村。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当地村民的祖籍是南方的浙江义乌，祖先是四百多年前明朝时奉朝廷之命跟随戚继光将军来此修筑、镇守长城后，就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下来。我感到震惊和感动，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此查阅了这段长城的历史。

《雁北长城篇》是摄影师于家睿的长期专题项目《雁门关外是故乡》中的节选。雁北很美，大风吹过的长城更美，于家睿的作品既是对故乡风物人文的思恋和思考，也是对保护历史文物遗产的呼吁。

通常我们看到有关长城的摄影作品多拍摄于白天，但是摄影师李宗献却醉心于记录夜幕降临以后的长城，他历时三年，从甘肃嘉峪关至辽宁丹东虎山长城，行程近一万公里，走遍我国现存明长城遗址，克服艰难险阻，用镜头捕捉记录了中国夜长城的静谧、雄浑与沧桑。

当相机镜头对准的不是当下的一瞬，而是千年的岿立，它要呈现的是什么?对于一位考古学者，这个问题并不难答:与绘图与拓片一样，照片是考古记录的构成部分，提供实物的图像。然而，当考古被交付给一位诗人，答案还是这么简单吗?法国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 1914 年与 1917 年的中国考古摄影显然留给我们更多思索。

“与家人在家”听起来似乎是平淡无奇的一句话，但是对于摄影师刘思典来说，却意味着纠结、复杂的代际关系。由于疫情封固了脚步，与父母长时间的相处给了刘思典重审亲情关系的机会。离开父母之后她采用影像装置的方式复现了“与家人在家”的场面。对她而言，这不仅是一种与家人，同时也是与自己和解的一种方式。

来自江苏的摄影师张惠珍从2018年开始，通过查阅资料对晋北野长城有了初步的了解，当她前往山西阳高一带考察、拍摄的过程中，不断被那种雄伟、苍凉的景象所打动，当时就下决心将晋北古长城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的题材拍下去。后来，由于疫情，她很长时间都没有机会重返山西，但是野长城成为她心中的一种牵绊和呼唤。2021年5月，她再次踏上对晋北古长城的拍摄之旅，集中对朔州一带进行了为期5天的探访。除了用无人机航拍野长城雄伟的身姿，张惠珍更加关注长城周边村落的样貌、古堡人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场景，她想用镜头反映晋北野长城古堡人家的变化，记录长城边民的过往和今昔。

中国裔艺术家靳华于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时，在所生活之地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开启了自己的摄影项目《2020视觉日记》，持续一年观察自然的变化，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以视觉日记的方式去抵抗疫情带来的焦虑、不安、恐惧和孤独。

在巴黎的秀场，在上海的街头，在云南的密林中，在青海的蓝天下……孙瑞祥总是在路上，在寻找。“寻找”是现代人的人生主题，也是摄影师孙瑞祥的创作母题。相机的镜头就是他的眼睛，如同白鸽掠过城市上空，在纪念碑下稍作停留，然后继续振翅，俯瞰似水年华，他拍下生活中的一幅幅画面，回忆从不停歇。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绝多大多数长城已经处于即将消失状态，特别是年代久远的战国，秦汉，北魏北齐等长城，把这些时代不同，形态不同，材料不同的残破长城最后的壮美留下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百余年来，滇越铁路的运行，使得彩云之南的近现代社会、文明、工业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沿途的丰富地形地貌、人文百姓生态，以及法式建筑风格的众多火车站遗址等，一直吸引着众多的摄影人。历来不乏对滇越铁路详尽而持续的影像记录，这条至今还在运行的米轨，已经由交通工具演变成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文化线路，它更像一个影像的引领与招魂者，将摄影人单纯的对铁路的爱最终引向人生百态的记录。

2002年2月，《中国摄影》推出了专题“庄学本：一位被淡忘的摄影大师”，44页的专题体量占到了当年100页杂志的近一半篇幅。我们在当期的专题“编后记”中写道：“历史的钩沉需要做出迅速的努力，众多珍贵的资料正在沉没于深不可测的时间之流中……如果我们这个专题能够唤起摄影界内外对这些珍贵资料的重视，唤起有关的机构和学者们对这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这应该是中国摄影界的幸事，也是对庄学本等老摄影家最好的纪念。”让我们颇感欣慰的是，这期杂志之后，庄学本研究成为中国摄影界，甚至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重新发现庄学本被称为“几十年来中国摄影史学最重要的收获”。

本文选登了关于2022北京冬奥工程建设的影像，这些影像既有来自北京媒体记者和摄影师的镜头之下，又有出自张家口本土摄影师之手。他们用影像见证了奥运工程“万丈高楼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齐”，记录了建筑工人“建功立业汗水洒”“工神斧鬼巧雕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些奥运建筑工程影像也映射了我们百年奥运之路的曲折和绽放。